跟着“苏超”去读城 | 徐州风劲扬州月明，映照苏轼人生境界“两重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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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晚，“苏超”第八轮徐州队将在主场迎战到访的扬州队。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和扬州都曾当过知州：在徐州时，苏轼还是苏轼，“乌台诗案”还未发生；在扬州时，“乌台诗案”已过去10多年，苏轼已成苏东坡。迥异的人生境况下，苏轼在徐州和扬州实践着不同的治世理想，反映的是他人生境界的升华。

知徐州：在风雨中淬炼“守土之责”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舟过泗水时回望徐州，他写下一首《江神子·恨别》：“相逢不觉又初寒。对尊前，惜流年。风紧离亭，冰结泪珠圆。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去，少清欢。”也许是一语成谶，苏轼到湖州任职不久，“乌台诗案”便将他推到了生死边缘。在人生低谷，苏轼曾颇为珍惜的徐州知州功绩，此刻也变得如尘埃一样轻，不愿一提了。

时光倒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四十一岁的苏轼以“起复直史馆”之姿出守徐州。此时的他刚经历密州任上“西北望，射天狼”的壮怀，赴任途中目睹“青徐间斗讼不已”，想的仍是要在徐州有一番作为。同年秋，现实的考验就向他袭来——黄河决堤的惊涛冲到了徐州城下。

徐州黄楼。 来源：徐州文旅

据《宋史·苏轼传》记载，那年“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洪水如万马奔腾，徐州城危在旦夕。苏轼作为地方最高长官身先士卒，他“履屦杖策，亲入武卫营”，调集禁军协助抗洪。在苏轼的指挥下，徐州军民迅速在徐州城东南筑起了一道防水长堤，而苏轼把临时住所就搬到了长堤上，日夜监视水情。史载他“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最终保住了徐州城。

这场抗洪战役不仅成就了苏轼在徐州的民生丰碑，更让苏轼深刻体会到“为官避事平生耻”的真谛。他在《答吕梁仲屯田》中写道：“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看似淡然的自解，实则是对“守土有责”最质朴的诠释——为官不在贪功求名，而在“为生民立命”的守护。洪水退后，他又主持修建了黄楼，纪念这段抗洪的岁月。楼成之日，他挥毫写下“山川开合固有时，日月盈亏自兹始”，其中既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也是苏轼“民安于居，士乐于学”情怀的体现。

知徐州期间的苏轼，满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情怀和担当。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湖州，他中途去了扬州平山堂，作词追忆已经去世8年的恩师欧阳修，最后一句写下：“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既是对恩师的缅怀，也有对前辈恩师们建功立业、事功担当的致敬和追随。

知扬州：在繁华下叩问“民生之本”

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苏轼被朝廷重新启用，以龙图阁学士身份知扬州。而其实，此时的苏轼已历经“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躬耕、汝州辗转，是生命已经觉醒的五十五岁苏东坡。

当时的北宋已历经“元祐更化”，旧党重新执政，但朝堂上的党争愈演愈烈，地方官场亦受波及。扬州作为“东南都会”，表面繁华，实则暗藏“民力凋敝、吏蠹丛生”的隐忧。苏轼刚到任，便掀起一场废除“万花会”的改革。扬州自古盛产芍药，北宋盛行官方花会，但每每向百姓摊派，劳民伤财。苏轼在《申明扬州公使钱状》中痛陈：“每岁仲春，州人竞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费钱千万。”更尖锐指出：“使民奔走失业，非所以安民也。”苏轼下了一道公文，终结了这个“面子工程”，百姓欢呼相庆。

苏轼调查漕运。 张晨 制图

苏轼还整顿漕运与盐政。扬州是北宋经济命脉的枢纽。苏轼发现漕运“纲吏侵盗”严重，导致“东南之粟，岁漕京师者六百万石，而淮、浙之纲多漂失”，底层漕工却“衣食不给”。他上书《论纲梢欠折利害状》，提出“严惩贪吏、减省冗费、优恤漕丁”的改革方案，使漕运效率提升三成。针对两淮盐场“官估高、私贩盛”的困局，他力主允许商人自由贩卖，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让“灶户得钱，盐贾得利”。

这些改革看似琐碎，却处处指向苏轼对民生的深刻理解。他在扬州建谷林堂纪念恩师欧阳修，堂前手植垂柳，并写下“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的诗句，暗喻为政当如深谷高林，须得“虚怀纳物，务实求本”。如此种种都表明，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致君尧舜、行事说话总是“打直球”的热血青年，豁达的心境让此时的苏东坡政治上更为成熟，已经学会在繁琐的政务中践行“民为邦本”。

“守土”到“知命”：人生境界又登峰

徐州的抗洪与扬州的改革，构成了苏轼地方官生涯的两幅图景。若将前者比作“金戈铁马”的壮怀，后者则是“润物无声”的沉潜。这种升华源于苏轼对生命的重新认知。

徐州时的苏轼像一个行动者。面对洪水，他用身体筑起防线，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源于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正如他随后建起了黄楼，既是纪念那次抗洪，也是对自己主政抗洪“事功”的纪念。此时的苏轼，还怀有那个时代文人对建功立业的普遍渴望，是儒家“济世”理想的积极践行者。

而在扬州，他更像一个思考者。废除万花会时，他不仅看到的是“费钱千万”的经济账，更是“使民奔走失业”的人性账；整顿漕运时，他不仅计算“岁漕六百万石”的数字，更关注“漕丁衣食不给”的生存账。从关注事，到关注人，这源于他对“生命”的敬畏——当一个人历经“乌台诗案”的生死考验、黄州五年无人问津的淬炼，便会明白：所有的“事功”，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幸福感上。

苏轼指挥军民抗洪。 张晨 制图

生命觉醒后的苏轼，将人生境界再次升华，凝结为了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在徐州的黄楼，他思考的是“如何让百姓安居”；而在扬州的谷林堂，在让百姓温饱的基础上，他追问了“如何让生命自在”。从“守土”到“知命”，苏轼在扬州的作为已经完成了从“治民之官”到“立人之人”的转变，表明其人生境界已经登上第二重峰峦。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苏轼再次迎来了漫长的贬谪之路，被贬定州。离开扬州时，苏轼其实已经不再有离开徐州时对“事功”难存的担忧，而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因为这些年的经历让他深知：真正的功绩，不在碑刻书表里，而在百姓的口碑中；真正的人生，也不活在＂致君尧舜＂的宏愿里，而活在“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中。

徐州的黄楼风劲，扬州的明月长悬，共同映照出一个温暖、豁达的灵魂。苏轼在徐州和扬州的经历也教诲后人：人生，要学会在风雨中坚守，在繁华里清醒，与天地往来，与自我和解。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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