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花鸟画风格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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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花鸟画发展的关键阶段，完成了从以宫廷工笔写生为主导的“形似”体系向以文人水墨写意为风尚的“神似”范式的深刻转型。宋代花鸟画在“格物致知”思想指导下，将工笔重彩的写实技艺推向巅峰，形成“黄家富贵”一脉的宫廷审美范式；而元代则在社会结构剧变与文人阶层崛起的背景下，推动花鸟画走向“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写意道路，确立了“墨花墨禽”的文人审美体系。本文以宋元花鸟画的风格演变为研究主线，系统探讨其由“工”向“写”转型的内在艺术规律与外在历史动因。

研究表明，这一转型并非断裂式突变，而是艺术本体发展（如笔墨独立性增强、诗画融合深化）、社会政治变迁（如宋代院体制度的衰落与元代文人边缘化）以及哲学思潮演进（理学向心学的过渡）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黄筌、赵昌、崔白、赵孟頫、王渊、柯九思等代表性画家及其作品的分析，本文揭示宋元花鸟画在题材、技法、审美趣味与文化功能上的深层变革，论证其转型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一艺术史进程不仅重塑了中国花鸟画的审美格局，也为明清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枢纽意义。

关键词： 宋元花鸟画；工笔写生；水墨写意；风格转型；文人画；格物致知；笔墨自觉

一、引言：宋元之际花鸟画的历史转折

中国绘画史至宋元之际，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艺术范式转换。宋代（960–1279）以“格物致知”的理学精神为内核，将工笔花鸟画的写实传统推向极致，形成了以翰林图画院为中心、以“黄家富贵”为典范的宫廷审美体系。而元代（1271–1368）在异族统治、科举中断、文人失意的社会背景下，花鸟画逐渐摆脱宫廷趣味，转向以笔墨抒情、以诗画互文为核心的文人写意风格。这一从“工笔写生”到“水墨写意”的转型，不仅改变了花鸟画的视觉语言与审美标准，更重构了其文化功能与精神内核。

学界虽多有论及宋元绘画之变，但对花鸟画领域这一转型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尤其对其“必然性”的探讨，常局限于社会政治层面，而忽视艺术本体的内在逻辑。本文旨在突破单一归因模式，从艺术规律、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三重维度，全面解析宋元花鸟画风格转型的深层机制，揭示其作为中国绘画史关键转折点的历史意义。

二、宋代花鸟画的写实巅峰：工笔写生的体制化与审美范式

宋代花鸟画以工笔重彩、精微写实著称，其成就建立在制度保障、思想基础与技术积累之上。

（一）制度保障：翰林图画院的写实导向

北宋设立翰林图画院，以“形似”为基本考核标准。《画继》载：“图画院……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画家需通过“写生”考试，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等诗意命题，强调对物象情态的精准把握。黄居寀长期主持院事，“黄家体制”遂成画院金科玉律。

（二）思想基础：“格物致知”的哲学渗透

程朱理学主张“即物穷理”，要求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深入观察以通达天理。这一思想深刻影响绘画创作。沈括《梦溪笔谈》称：“古人画花，往往以真花植于其侧，对之摹写，故能形态逼真。”赵昌“写生赵昌”、易元吉“深入山林观猿猴”等事迹，均体现“格物”精神在绘画中的实践。

（三）艺术特征：富丽精致的宫廷审美

技法：双勾填彩，层层渲染，设色富丽，线条精细。

题材：珍禽异卉，祥瑞象征，服务于宫廷装饰与政治教化。

代表画家：黄筌、黄居寀、赵昌、崔白、宋徽宗等。

代表作品：《写生珍禽图》《芙蓉锦鸡图》《果熟来禽图》等。

此一时期，花鸟画以“形似”为尚，追求“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达到工笔写生的巅峰。

三、元代花鸟画的写意转向：文人趣味的崛起与笔墨自觉

元代花鸟画在社会剧变中发生根本性转向，文人画家成为创作主体，水墨写意成为主流。

（一）社会动因：文人阶层的边缘化与精神突围

元代实行民族等级制度，汉族文人仕进无门，科举长期中断。文人阶层由政治中心退居边缘，转而通过诗文书画寄托情怀。绘画不再是职业画工的技艺，而成为文人“写心”“自娱”的精神载体。赵孟頫提出“书画同源”，强调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为写意花鸟奠定理论基础。

（二）艺术特征：墨花墨禽的文人范式

技法：以书入画，强调笔墨的书写性与表现力。多用墨笔勾勒、皴擦、点染，设色清淡或纯用水墨。

题材：四君子（梅兰竹菊）、枯木竹石、野禽水鸟，象征文人高洁品格。

审美：崇尚“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追求“聊以写胸中逸气”（倪瓒语）。

代表画家：赵孟頫、管道昇、王渊、柯九思、张中等。

（三）代表作品分析

王渊《竹石集禽图》：以水墨描绘山雀、白鹭栖于竹石之间，笔墨苍劲，设色淡雅。虽仍有写实痕迹，但已重笔墨意趣，开“墨花墨禽”先河。

柯九思《清閟阁墨竹图》：纯以墨笔写竹，以书法笔意入画，枝叶纵横，气势奔放，体现“写竹还须八法通”的文人理念。

张中《芙蓉鸳鸯图》：虽设色，但笔墨松动，构图疏朗，具文人逸趣，标志院体向文人画的过渡。

四、转型的内在逻辑：艺术规律的必然演进

宋元花鸟画的转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产物，更是艺术本体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笔墨的独立性增强

宋代院体画中，笔墨服务于“形似”；元代文人画中，笔墨本身成为审美对象。书法用笔的引入，使线条具有节奏、力度与情感表现力，为写意提供技术基础。

（二）诗画关系的深化

宋代已有“画中有诗”之说，但多为画上题诗；元代则将诗意内化于画面结构，使花鸟画成为可“读”的视觉诗篇。题画诗成为画面有机组成部分，诗、书、画、印四绝合一。

（三）审美标准的重构

从“形似”到“神似”，从“能品”到“逸品”，审美标准发生根本转变。《宣和画谱》尚“形神兼备”；元代汤垕《画鉴》则推“逸品”为最高，认为“画者，不过逸笔草草，聊以写胸中逸气耳”。

（四）创作主体的转移

由职业画工（画院待诏）转向文人士大夫，创作动机由“应制”“谋生”转向“自娱”“寄情”，艺术功能由“教化”“装饰”转向“抒怀”“悟道”。

五、承前启后：转型的历史意义与影响

宋元花鸟画的风格转型，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枢纽性事件。

对明清的影响：明代林良、吕纪承院体余绪，陈淳、徐渭开大写意先河；清代“扬州八怪”“海派”均以写意为宗，文人画成为主流。

美学范式的确立：确立了“以书入画”“以意写神”“诗画一体”的文人画美学体系。

文化功能的升华：绘画从技艺升华为心性修养的途径，成为士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结论

宋元之际花鸟画从工笔写生向水墨写意的转型，是艺术规律、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历史必然。宋代在“格物致知”思想与院体制度支持下，将工笔写实推向极致；元代在文人失意的背景下，推动笔墨自觉与写意精神的兴起。这一转型并非简单的风格更替，而是中国绘画从“再现”向“表现”、从“技术”向“心性”的深刻转向。它不仅重塑了花鸟画的审美格局，更确立了文人画在中国艺术史上的主导地位，为后世艺术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与美学范式。在当代艺术语境下，重审这一历史转型，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绘画的现代转化路径，探索笔墨语言与精神表达的当代可能性。

文章作者：芦熙霖（舞墨艺术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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