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作家不能让自己变成“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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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　　 羊城晚报记者 张瑞柠 摄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熊安娜

日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毕飞宇参加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论坛活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话题从《欢迎来到人间》的创作过程，延伸至手机时代人们对难度阅读的“退让”、“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

今年61岁的他，形容自己在这个春天获得了“新生”——“好像一个全新的小说家在我身体内部诞生了”。

不要对难度阅读退让

羊城晚报：听说您最初想给《欢迎来到人间》取名为《琥珀》，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毕飞宇：我一开始把这本书命名为《琥珀》，是基于对琥珀的一种认知。我每次看到琥珀，都有着强烈的窒息感。琥珀里鲜活的生命早已被固化，它是生命的最后一口呼吸。

《欢迎来到人间》的主人公是外科医生傅睿，他为病人做肾移植手术。傅睿曾挽救了罹患尿毒症的患者田菲，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后，田菲活下来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她最终因肺部深度感染并发症而离世。当一个医生全力抢救完一个患者，而这个患者躺在床上时，他很可能就是一枚琥珀，只剩下最后一口呼吸。我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写呼吸。

羊城晚报：您希望通过书写“呼吸”，传递出对生命的关怀和感受？

毕飞宇：其实这部小说，我后来全部重写了。小说最后呈现为怎样的局面，我也不关心了。我关心的反而是我自己，作为一名写作者，花了很大的精力写这样的一部小说，生命、生活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彻底改变了。

我原本有着非常安静的内心，充满情感，同时又相对理性，逐渐变得疯狂起来了。因为在疫情三年经历的特殊生活，长期的压抑、封闭，内心变得非常奔腾，而手脚却不能动，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窒息”。所以在写《欢迎来到人间》的时候，我要把当时极为饱满的情绪状态，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程度的愤怒状态呈现出来。

羊城晚报：写一部区别于之前的小说，作为写作者，心态有没有什么不同？

毕飞宇：这个不再重要了。关键问题是一个作家在完成一部作品的过程中，完成了书中的人物。我完成了傅睿在特殊时段里所呈现出来的精神轨迹，我特别渴望所有读者都能看到这种精神轨迹，以及这种精神轨迹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

我也很清楚，《欢迎来到人间》跟我以往的作品比较起来，阅读难度变大了。因为它直接面对人物的内心，无论是表述方式还是语言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读者有时候不要太在意作品的难度，有些作品天生就是好读的，有些作品天生就是难读一些的。

《欢迎来到人间》的阅读难度确实要大一些，但是和《喧哗与骚动》《尤利西斯》《百年孤独》比起来，在阅读的时候还是相对容易的。普遍伴随着手机阅读时代的来临，为了流量，对难度阅读进行了大幅度的退让和讨好。人们对阅读的“娇惯”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阅读能力在下降。从普及阅读的层面上讲，手机让更多人进入到阅读层面。但不可否认的是，普及面的扩散导致了阅读能力的下降。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人们对阅读的“娇惯”？

毕飞宇：年轻人不能害怕困难的阅读，如果我们一碰到有难度的阅读就往后退、放弃，这对个人未来的精神成长是不利的。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在他年轻时大多要经历一番难度阅读，我们的阅读能力也是在难度阅读的过程中成长和建立起来的。

广东有一位年轻的作家叫林棹，她写过一本《潮汐图》。我看《潮汐图》的时候极其困难，因为她放弃了普通话，她甚至放弃了普通话的思维，大量地使用了粤语方言。我一边看一边生气，但值得，因为看到一部好的作品，是需要付出的。

“文学奥运”仍需专业作家

羊城晚报：最近两年有“文科无用论”的说法，您是怎么看待的？

毕飞宇：“文科无用论”这句话无论是谁说的，说这句话的人都是鼠目寸光的。科技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别忘了，人的生命不是靠科技支撑起来的，人是靠“人”支撑起来的。当我们完全用科学主义的方法去面对人的时候，那不是对人的接近，而是对人的背叛，是对人的认识的严重异化。文科永远有用，只要你是人，一定会摆脱狭隘的科学主义，走向更加康健的、更加人文的生活。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现象？

毕飞宇：关于新大众文艺也好，关于文学的式样也好，越来越多不同身份的人去进行艺术创造，我对此是接纳的，并为这样的局面而欢呼。谁也不能垄断文艺，谁也不能垄断美。

任何普通人都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但不能因为我们承认了这部分人，就一定要用二分法排除另一部分人。新大众文艺一方面在拓展写作群体，另一方面，专业人士依然在从事艺术创造，文艺的天地变得宽广和丰富。素人作家对生活新鲜度、及时性的注意是我们缺乏的，这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我们的专业性，我们在作品中所能达到的完成度，也是素人作家很难达到的。

羊城晚报：从文学审美层面看，您如何评价“素人写作”？

毕飞宇：如果一个人写作只是为了满足自身，他对文学和其他艺术种类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么他也许能够创造出经典，也许不能。他可以将文学作为丰富人生、自娱自乐的一种手段，这是他的权利。反过来说，如果他必须要进入到艺术家的赛道，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作为一名职业作家，我喜欢运动、打球、跑步，谁也不能来干涉我。可是如果因为我喜欢跑步、打球，我就跑到奥林匹克委员会，要求下一届奥运会派我去，人家是不能答应的。因为我完成不了高强度的训练，也不具备参加奥运会的竞争力。所以小说交给我们专业作家写，而作为运动爱好者，我们就别去奥运会了。

凝神捕捉最当下的东西

羊城晚报：您现在的创作节奏大概是怎样的？

毕飞宇：我现在的创作节奏相对固定，差不多上午九点开始写作，写到下午两三点钟。如果精力好的话，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读书，精力不好时就晃悠晃悠，晚上遛遛狗、撸撸铁。但我每天都要有一段时间跟外部世界构成关系，哪怕是在健身房、在咖啡厅里和别人聊天。

我不能因为自己是一个小说家，就整天待在书房里工作，然后有意无意地让自己变成一枚“琥珀”，跟外界的空气完全隔离开来。你的身体必须要紧跟这个时代，跟外部的空气紧密相连、互动。艺术家最不能干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变成“琥珀”。

羊城晚报：对您来说，如今写怎样的作品是有意义的？

毕飞宇：我所书写的对象与我这个写作者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这对我来讲有意义。我写作写了几十年，今年已经61岁了，但从今年春天开始，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好像一个全新的小说家在我身体内部诞生了。我每天写作的时候充满了生命的律动感和新鲜感，并不是我拥有了特殊功能，而是我本身变得不一样。今天的生活跟20年前、30年前的生活太不一样了，我不能活生生地坐着，在书房里闭着眼回忆，我要凝神捕捉最当下的东西。作家永远在不停地成长。

羊城晚报：近年来似乎以中短篇创作为主，未来还会继续长篇创作吗？对长篇创作会有惧怕心理吗？

毕飞宇：不要说现在，就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每次写长篇都很害怕。写作一方面会有恐惧感，另一方面内心会有很强烈的推背感，往前的力量在推动、支撑着你。一个在写小说的过程中体会不到巨大推动力，体会不到无穷幸福感的作家，是平庸的作家。一个在写作的过程中只能体会到幸福，而感受不到恐惧的作家，这个作家更平庸，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

写作是一件充满魅力的事情，它有无穷多的惊喜，但在惊喜到来之前，你要承受许多外人想象不到的煎熬、痛苦和恐惧。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大部分时候恰恰处于“内卷”的状态，自己跟自己较劲，好像就是这样。

羊城晚报：这次来到广州，您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

毕飞宇：我每次来到广州，都有一种在健身之前做完了热身的感觉。这块土地上的人给我一种强烈的印象——我是想动的，我想有所作为。这里会让你的感受变得更加敏锐鲜活，同时提醒你往更深的地方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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