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报读书会 | 故事从西湖开始，王尧带着《桃花坞》来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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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孙雯 方涛 通讯员 黄紫萱

“我今天是以方后乐的身份到杭州来寻根的。”携带新书《桃花坞》走进浙江大学，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作家王尧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向他书中的主人公方后乐的故乡致意。

因为，这部小说里有很大的篇幅写到杭州——“整个《桃花坞》的思想脉络，故事情节，人物关系都是从杭州写起的，写到西湖、写到浙江一师（杭高前身），而且这一段的故事基本上决定了后来的走向。”

钱报读书会现场

2025年11月7日，作为浙江大学惟学文化大讲堂第七讲的“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桃花坞——王尧、陈晓明、麦家走进浙大谈《桃花坞》”在紫金港校区举行，同时，它也是钱报读书会的重磅活动。

几乎满座的演播厅，证实着这个嘉宾阵容的号召力。陈晓明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麦家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而活动的主持人是浙江大学文学院翟业军教授。

大的历史与小的细节

“桃花坞”是苏州城里一个实实在在的地名，王尧以虚构之笔，塑造出扎根于桃花坞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于此聚拢、生长、暂别、回归、离散……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在主人公的追溯和前行中，拉长了时间线，从而使《桃花坞》“是一部以方家三代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成长史，也是一部以桃花坞为样本的现代中国地域发展史”。

从首部小说《民谣》到新作《桃花坞》，翟业军认为王尧开启了完全虚构、超越个人经验之外的写作，挑战可想而知，他首先抛出了所有人都关注的问题——创作这部作品的缘起。

个人成长经历深刻影响了王尧的写作，《民谣》与个人生活经验密切相关。而到了《桃花坞》，王尧试图离开自己的经验世界。因为长期生活在苏州，他对杭州、上海等地亦十分熟悉；同时，近年的学术兴趣也促使他思考：若回到西南联大时期，自己能否在艰苦岁月中保持学术热忱？他想借《桃花坞》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题材。

“桃花坞是苏州真实地名，桃花亦是中国文化中理想精神的象征。”在小说创作中，王尧需要处理大的历史和小的细节两个问题。“大的历史”是指小说将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如章太炎、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物在《桃花坞》中一一出场；“小的细节”，则将历史落于日常肌理，他特别强调苏州的地域特殊性，试图通过方家在桃花坞大街以及其他市民的生活，呈现层次丰富的社会结构。

写战争是否就一定要描述战火纷飞？《桃花坞》提供了一种角度。王尧说，“英雄是少数，大多数人是日常的众生”，为此他深入到由桃花坞延展开去的那些空间中，普通大众的衣食住行，还重点描写了年轻一代方后乐与黄青梅的生活与情感，但他们结局开放而充满不确定性。小说把最美好的品德赋予周惠之，她是方后乐的母亲，一位在战乱中展现坚韧与温情的女性，其形象融合了传统美德与新式教育，在动荡的时局中，她成为家庭的情感支柱，她的失踪，是小说美好而悲伤的留白。“小说中所有美好的人物都消失了，这形成了小说的悲剧性。”王尧强调，未完成是小说一种真实的状态。

用细碎的生活打开一段历史

宏大题材如何与日常生活结合，正是写作的难点。翟业军认为，几乎每一位优秀作家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同为处理宏大题材高手的麦家更是感慨良多。

麦家说，王尧让他想到了萨拉马戈大器晚成的写作，而且，“写什么”固然重要，“如何写”更显功力。他认为王尧找到了一个独特的通道：没有正面进入历史，而是旁逸斜出，从小巷、街道、文人与年轻人懵懂的爱情中，打开了另一段历史。小说中不时涌出忧伤，其根源是日本的侵略，但叙述姿态却是迂回克制的。

“等待父母的那一刻，方后乐意识到他一生都可能是站在桃花桥上张望的少年。”《桃花坞》的这个开头，麦家认为一定是王尧经过千锤百炼而得。从1937年启篇，时间上既往前穿，又向后走。他特别赞叹王尧的“反技艺”写作，小说本不需事无巨细地“文章化”，但王尧敢于用连绵起伏的诗意、桃花灼灼的灿烂来“反小说”，这种“反技艺”若无才华支撑是不可能做到的。

翟业军注意到，《桃花坞》从人物姓名到文化趣味的呈现，皆可见文人雅好。那么，王尧自己如何看待雅俗之间的辩证关系。

雅与俗本是中国社会市井生活的不同层面，正是如此，王尧说，《桃花坞》既写方家的雅致生活，也写黄阿婆、秀姨等小市民阶层的俗常。

王尧

他现场分享了一个一细节：周惠之将耳环赠予黄青梅，青梅在出国前戴上与方后乐合影，“这样他就不是一个人回桃花坞了”，这些细节试图超越雅俗，回归生活的本真状态。

《桃花坞》里有一个“少年中国”

知识分子题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源远流长，比如关于西南联大的书写，就有华裔作家鹿桥的《未央歌》、宗璞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书写史的庞大谱系中，翟业军将话题抛给嘉宾们——《桃花坞》出现的意义在哪里？

陈晓明认为，《桃花坞》在知识分子题材中独具特色，在于其聚焦“少年中国”的成长。“在知识分子系列当中，很多作品都把知识分子作为成熟的对象，而《桃花坞》有考虑‘少年中国’的问题。”小说从少年方后乐延伸至长辈方梅初等一代人在少年时的选择，写出江南知识分子在历史关口的分化。方后乐从江南到西南联大再到北上，知识分子在现代所面临的选择是中国的大事。“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曾总结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南渡而未归，唯第四次成功北归，是文化的胜利。王尧笔下的方后乐不仅北归，更一路北上至哈尔滨选择革命道路。

《桃花坞》扎实地建构了江南文化地理，桃花坞、阊门大街皆实有其地，与历史紧密相连，在写实的基础上，写出知识分子文化抗日的坚韧姿态——方梅初坚守自己的价值准则，黄道一拒为日本人作画，方后乐走向革命……革命文化对江南知识分子的吸引，真实地展现出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多样性。

“把我写成他们，把他们写成我”

面对《桃花坞》，势必少不了探讨人们的心目中的“桃花坞”在哪里？

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桃花坞。陈晓明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引，指出陶渊明实际上是多面的——“少年戒欲，中年戒贪，老年戒得”，桃花坞象征着现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精神洁净的持守。人在现代社会仍有一种超离现实的冲动，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约束。

王尧特别提到小说中的一句话：“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有桃花灼灼。”这句话由方后乐的祖父方黎子说出，实际上无论是小说中的桃花坞，还是现实中的桃花坞，已经没有传说（或史载）中那样桃花烂漫，这句话是小说对理想与现实的思考。

《桃花坞》 王尧 著 作家出版社

那么，如何走进桃花坞，或者如何在小说中靠近那些具体或者虚构的人物？

王尧说，当他作为批评家或学者，会用一种价值判断去评论、论述、裁定，甚至去推理这些人的精神世界。“但是在写小说的时候，我是把我自己视为和闻一多、朱自清、梅贻琦、鲁迅、张爱玲的同时代人，也视为和方后乐、黄青梅同时代的人，当我认为我跟他们同时代人的时候，我就把我写成他们，把他们写成我，这个时候我就设身处地的想象，如果我是朱自清，如果是方后乐，如果我是黄青梅，我可能会怎么样。”这种同频共振的想法，激励着王尧去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因为我知道他们崇高，也知道他们的卑微，知道他们的坚定，也知道他们的犹豫，所以带有同情心、设身处地的回到历史的场景当中来，我理解了他们的这样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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