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相遇”越久，我越愿意书写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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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 1978年3月出生，原籍江苏南京。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小说《燕食记》《北鸢》《朱雀》《灵隐》《飞发》。

著名作家、天津市作协名誉主席蒋子龙（左）与广州市荔湾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李锋（右）共同为葛亮（中）颁发奖杯、证书

羊城晚报记者 易芝娜

年度短篇小说

葛亮《风球》

花城出版社2024年5月

致敬辞

葛亮是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创作既古典又现代，兼具洞察与情怀，在人情世故里透露小人物悲欢，于日常褶皱中捕捉人性微光，细微的描摹寄寓着大时代的隐约气息。其短篇小说集《风球》以沉静笔触剖解时代肌理，让日常叙事承载时代重量，不动声色地刻画出他所理解的“既恍惚闪烁，又风情万种”的香港，其中蕴含的历史情怀独树一帜。

感言

以南方为起点

我的文学创作以南方为起点。大约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江南儿女生颜色》,从吴承恩、沈复，一直谈到旅港的叶灵凤。南京地处长江之南，却是有“北相”的城市。来过南京的朋友都可以感觉得到，这城市有很砥实的一面，或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南北相融的包容感。

我在岭南生活的时间也很长，有二十多年，几乎和在故乡一样长。刚来的时候，并未有强烈的陌生感。这地区同样有包容的气性，这是海洋性文化天然的气质，代表了流转和汇聚。经世致用，这是岭南文化的基点，也是民间文化的“活气”。它的语言体系也是一样，保留了中古唐音，基底久远。所以它必然是动态的文化类型，一方面向外流转，一方面自身变动不居。在晚近的长篇小说里，我将这种流转的过程实体化了。

“南方”不仅是基于地理学的界定，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文化视野。

访谈

岭南是烟火气与古雅风的结合

羊城晚报：小说集以“香港”为背景展开九个故事，为什么以“风球”命名？

葛亮：这本小说集的其中一篇叫《浣熊》，“浣熊”来源于2008年登陆香港的一场台风的名字。后来小说集出版时，名字就改成“风球”。“风球”带来的不光是一种“席卷”，在“风眼”中还会造成许多可能性。

这本小说集的创作是围绕香港的不同维度、不同人群展开的，主题其实是这些人相遇的过程。香港可以说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文化实验场，这种层次的丰富性和文化互相牵扯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书名“风球”一样，会产生不同的融流，呈现出一种相异层次的丰富性。

羊城晚报：这本书里的故事并不全是反映当下。您在序中也提到，写的多是“残留”，是“怅然”，还带有些“黯淡”，出于何种考虑？

葛亮：其实这种意味，在大多数城市都市化进程中都会存在。香港其实是有历史、有文化传统的城市，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出现过“乡土文学”的浪潮。这个部分恰是我想在这本小说集中表达的，所以小说中才会出现杀鱼、龙舟等像魅影一样存在的古老仪式和活动。

羊城晚报：因此《风球》中，您用到不少香港地道的粤语词汇，甚至还作出了一些注释。

葛亮：广府粤语很有特点，既有所谓九声六调，变化非常丰富，同时又下沉于民间，有活色生香、世俗的部分。它是烟火气与古雅风相结合的，语系结构非常有趣。这是我想传达的、关于岭南很美好的部分，也是我想跟更多读者去分享的部分。

文学创作令我的学术研究更有温度

羊城晚报：您的很多创作都与南京、香港这两座城市息息相关，从“江南人”到“岭南人”，您觉得自己的创作风格是否有变化？

葛亮：我觉得自己在写作中一直有一脉相承的地方，那就是对历史的关注。编辑曾说我年轻时的创作有一种少年的“毛茸茸的质感”，或许对我而言是阶段性地实现了那个时间节点对于历史的关注。而我这本小说集则是写出了现在的我对香港的一些体验，是这个时期我想做的一件事。

羊城晚报：文学表达的方式有很多种，您为什么选择了写小说来表达自己？

葛亮：在写作题材上，我也是在跟着兴趣走。写小说只是我文学表达方式的一部分。我觉得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这两个过程是互相加持的。因为我本身在从事文学研究，且希望我的研究更有温度，这才开始了文学创作。

羊城晚报：你如何看待长篇或短篇小说的创作？

葛亮：我很喜欢写作这件事，比如我的长篇写作时间都比较长，五年到七年左右。长时期从事某种事情，如果不感兴趣，可能会让人觉得难以为继，只有喜欢，才可以长周期地投入。而这个过程，我自己是享受的，并不会感觉艰苦。

短篇小说经常被视为生活的横截面。对我而言，长篇小说更像是表达历史观的一种载体。而历史与当下也是相互观照的。比如我近年在作一些有关非遗的研究，于是便有了《燕食记》。接下来或许还会有更多这方面的呈现。

羊城晚报：您现在是香港浸会大学教授，会教自己的学生写小说吗？

葛亮：在我教的课程中，有一门课就是创意写作，但我从来不会教学生应该怎样写出好的作品。我上课基本上就只是讲经典。我只告诉学生们文本发展可以有怎样的可能性，然后让他们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东西。

谦恭自守是祖辈教给我最有意义的东西

羊城晚报：您的许多作品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张爱玲？

葛亮：在研究工作中，我发现南下作家谱系从清末王韬之后，有其完整性的意义。他们在各自命运的特殊节点来到香港，丰富了香港文化的版图，香港也给他们提供了写作资料与相对安定的写作环境，可以说是彼此成就。

张爱玲在《传奇》中表达出了自己对香港的感知，同时奠定了她的创作风格。而我也是想说出自己对香港的体验。我是到香港后才开始写作的，不过那时我多数笔墨都在写南京。这并不是说我当时没有融入香港的环境，而是觉得香港与我的原乡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感，我才想要去写南京。

近年来，随着我在香港生活时间越久，对岭南的印象越深刻，我也更愿意去书写岭南，比如之前创作的《燕食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相遇”。

羊城晚报：《北鸢》当年带来的关注，也包括您身后的家族，家庭传统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葛亮：《北鸢》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我想回馈家族的一次创作。与其说家族带给我一种优良传统，不如说他们提供给我一种为人的尺度。

比如我的祖父（葛康俞）也是大学教授、学者，他身上那种谦恭自守的品格，对我是影响巨大的。我觉得，谦恭自守就是祖辈教给我的最有意义的东西。

羊城晚报：现在人人都可以用AI进行创作，有人认为它只是一种复制粘贴，也有人认为它能打开创作者的思路，您怎么看？

葛亮：AI的出现一定有其意义，我对此抱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与尊重的态度，我相信所有的出现都有意义。而且不同的写作者会有不同创作方式，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选择。至于我，目前还是会遵从传统的创作方式。

葛亮：“相遇”越久，我越愿意书写岭南

来源：羊城晚报 2025年12月07日 版次：A05栏目：作者：易芝娜

葛亮 1978年3月出生，原籍江苏南京。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小说《燕食记》《北鸢》《朱雀》《灵隐》《飞发》。

著名作家、天津市作协名誉主席蒋子龙（左）与广州市荔湾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李锋（右）共同为葛亮（中）颁发奖杯、证书

羊城晚报记者 易芝娜

年度短篇小说

葛亮《风球》

花城出版社2024年5月

致敬辞

葛亮是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创作既古典又现代，兼具洞察与情怀，在人情世故里透露小人物悲欢，于日常褶皱中捕捉人性微光，细微的描摹寄寓着大时代的隐约气息。其短篇小说集《风球》以沉静笔触剖解时代肌理，让日常叙事承载时代重量，不动声色地刻画出他所理解的“既恍惚闪烁，又风情万种”的香港，其中蕴含的历史情怀独树一帜。

感言

以南方为起点

我的文学创作以南方为起点。大约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江南儿女生颜色》,从吴承恩、沈复，一直谈到旅港的叶灵凤。南京地处长江之南，却是有“北相”的城市。来过南京的朋友都可以感觉得到，这城市有很砥实的一面，或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南北相融的包容感。

我在岭南生活的时间也很长，有二十多年，几乎和在故乡一样长。刚来的时候，并未有强烈的陌生感。这地区同样有包容的气性，这是海洋性文化天然的气质，代表了流转和汇聚。经世致用，这是岭南文化的基点，也是民间文化的“活气”。它的语言体系也是一样，保留了中古唐音，基底久远。所以它必然是动态的文化类型，一方面向外流转，一方面自身变动不居。在晚近的长篇小说里，我将这种流转的过程实体化了。

“南方”不仅是基于地理学的界定，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文化视野。

访谈

岭南是烟火气与古雅风的结合

羊城晚报：小说集以“香港”为背景展开九个故事，为什么以“风球”命名？

葛亮：这本小说集的其中一篇叫《浣熊》，“浣熊”来源于2008年登陆香港的一场台风的名字。后来小说集出版时，名字就改成“风球”。“风球”带来的不光是一种“席卷”，在“风眼”中还会造成许多可能性。

这本小说集的创作是围绕香港的不同维度、不同人群展开的，主题其实是这些人相遇的过程。香港可以说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文化实验场，这种层次的丰富性和文化互相牵扯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书名“风球”一样，会产生不同的融流，呈现出一种相异层次的丰富性。

羊城晚报：这本书里的故事并不全是反映当下。您在序中也提到，写的多是“残留”，是“怅然”，还带有些“黯淡”，出于何种考虑？

葛亮：其实这种意味，在大多数城市都市化进程中都会存在。香港其实是有历史、有文化传统的城市，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出现过“乡土文学”的浪潮。这个部分恰是我想在这本小说集中表达的，所以小说中才会出现杀鱼、龙舟等像魅影一样存在的古老仪式和活动。

羊城晚报：因此《风球》中，您用到不少香港地道的粤语词汇，甚至还作出了一些注释。

葛亮：广府粤语很有特点，既有所谓九声六调，变化非常丰富，同时又下沉于民间，有活色生香、世俗的部分。它是烟火气与古雅风相结合的，语系结构非常有趣。这是我想传达的、关于岭南很美好的部分，也是我想跟更多读者去分享的部分。

文学创作令我的学术研究更有温度

羊城晚报：您的很多创作都与南京、香港这两座城市息息相关，从“江南人”到“岭南人”，您觉得自己的创作风格是否有变化？

葛亮：我觉得自己在写作中一直有一脉相承的地方，那就是对历史的关注。编辑曾说我年轻时的创作有一种少年的“毛茸茸的质感”，或许对我而言是阶段性地实现了那个时间节点对于历史的关注。而我这本小说集则是写出了现在的我对香港的一些体验，是这个时期我想做的一件事。

羊城晚报：文学表达的方式有很多种，您为什么选择了写小说来表达自己？

葛亮：在写作题材上，我也是在跟着兴趣走。写小说只是我文学表达方式的一部分。我觉得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这两个过程是互相加持的。因为我本身在从事文学研究，且希望我的研究更有温度，这才开始了文学创作。

羊城晚报：你如何看待长篇或短篇小说的创作？

葛亮：我很喜欢写作这件事，比如我的长篇写作时间都比较长，五年到七年左右。长时期从事某种事情，如果不感兴趣，可能会让人觉得难以为继，只有喜欢，才可以长周期地投入。而这个过程，我自己是享受的，并不会感觉艰苦。

短篇小说经常被视为生活的横截面。对我而言，长篇小说更像是表达历史观的一种载体。而历史与当下也是相互观照的。比如我近年在作一些有关非遗的研究，于是便有了《燕食记》。接下来或许还会有更多这方面的呈现。

羊城晚报：您现在是香港浸会大学教授，会教自己的学生写小说吗？

葛亮：在我教的课程中，有一门课就是创意写作，但我从来不会教学生应该怎样写出好的作品。我上课基本上就只是讲经典。我只告诉学生们文本发展可以有怎样的可能性，然后让他们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东西。

谦恭自守是祖辈教给我最有意义的东西

羊城晚报：您的许多作品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张爱玲？

葛亮：在研究工作中，我发现南下作家谱系从清末王韬之后，有其完整性的意义。他们在各自命运的特殊节点来到香港，丰富了香港文化的版图，香港也给他们提供了写作资料与相对安定的写作环境，可以说是彼此成就。

张爱玲在《传奇》中表达出了自己对香港的感知，同时奠定了她的创作风格。而我也是想说出自己对香港的体验。我是到香港后才开始写作的，不过那时我多数笔墨都在写南京。这并不是说我当时没有融入香港的环境，而是觉得香港与我的原乡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感，我才想要去写南京。

近年来，随着我在香港生活时间越久，对岭南的印象越深刻，我也更愿意去书写岭南，比如之前创作的《燕食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相遇”。

羊城晚报：《北鸢》当年带来的关注，也包括您身后的家族，家庭传统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葛亮：《北鸢》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我想回馈家族的一次创作。与其说家族带给我一种优良传统，不如说他们提供给我一种为人的尺度。

比如我的祖父（葛康俞）也是大学教授、学者，他身上那种谦恭自守的品格，对我是影响巨大的。我觉得，谦恭自守就是祖辈教给我的最有意义的东西。

羊城晚报：现在人人都可以用AI进行创作，有人认为它只是一种复制粘贴，也有人认为它能打开创作者的思路，您怎么看？

葛亮：AI的出现一定有其意义，我对此抱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与尊重的态度，我相信所有的出现都有意义。而且不同的写作者会有不同创作方式，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选择。至于我，目前还是会遵从传统的创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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