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从“以论带史”转向“论从史出”

利用‘情感转移’，将讨论从利益转向个人关系 #生活技巧# #谈判技巧# #心理博弈谈判策略#

程光炜 1956年12月生，江西婺源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文学史二十讲》等。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谢有顺（左）与广州市荔湾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福政（右）共同为程光炜（中）颁发奖杯、证书

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年度文学评论

程光炜《小说的读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

致敬辞

作为致力于文学历史化、经典化研究的学者，程光炜以史料为基、以思辨为魂，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拓路领航。《小说的读法》汇辑十八篇他对当代经典小说的研究文章，独具创见。他将小说叙事与作家的个体命运、时代的滚滚洪流紧密联系，在对自我知识积累及思想经验的回望、反省和探察中，完成了与世界的“深情互见”，为行进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立下一块沉稳的历史界标。

感言

小说家一生的创作就像一条弧线

我和这本书描写的作家大多都是同龄人，在写文章时，我难免不把自己内心世界的某些感受，也揉进文章当中。这是我与这些作家作品产生精神共鸣的地方。不过，我同时是在以旁观者的眼光、心情、角度来分析他们的作品。所以，这本书运用了一些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历史研究的方法。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有一个观点，说小说家一生的创作就像一条弧线，从二十多岁起步，三四十岁或者更晚，才写出他的代表作，也就是高峰，然后再缓慢地下降。因此大部分人的晚年作品，不可能再超过他们自己高潮期的作品。我对这个观点深以为然。在我看来，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好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即将走向尾声。之后几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也许会有比他们更出色的年轻作家涌现。

访谈

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解读

羊城晚报：《小说的读法》一书的选目中，既有作家公认的代表作，如张炜的《古船》，也有非代表作，选篇的标准是什么？

程光炜：《小说的读法》是我个人研究路径的一次转型，是我向文学批评的“告别之作”。当代文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当代文学批评，二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前期研究阶段，我也写了不少批评文章，尤其偏重小说评论。我的评论更像是“史家的批评”，关注的往往是已经进入经典序列的作家和作品，也就是那些经过时间沉淀、被文学史反复验证过的文本，和当下即时的、现场的文学批评不同。

我编选这本书，主要基于两个考虑：一是这些作品大致代表了近四十年来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二是采取以作家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通过深入解读我认为最能体现他们风格气质的具体文本，来呈现作家的整体风貌。

羊城晚报：《小说的读法》分为甲、乙、丙三辑，是按照写作时间划分的吗？

程光炜：这18篇文章，大部分是在2012年至2022年这十年间完成的。我将新时期文学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写世俗生活，如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被归为甲辑；一类是写精神生活，如张炜等，被归为乙辑。丙辑中怎么又加入汪曾祺、蒋子龙等非新时期的作家？汪曾祺属于现代文学的末尾，他启发了王安忆、格非等人的创作；蒋子龙是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发轫者之一。我选择这两位作家，主要想谈新时期文学发端的问题。新时期文学并不简单始于1978年，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汪曾祺、蒋子龙等作家创作的、带有过渡色彩的文学作品。我把他们二位视为新时期文学先期性的两个作家。

将重心转向当代文学史料考证

羊城晚报：为什么说《小说的读法》是您向文学评论的“告别之作”？

程光炜：之所以选择写《小说的读法》这样一本书，是因为我心中仍存有一种责任。新时期文学发展四十年来，我既是它的读者，也是它的批评者，同时还是一位讲授当代文学的高校教师。我感到有义务通过一本书，把我这些年做的文学批评工作，以“作家论”的方式留下来。这本书也因此带有总结与告别的双重色彩。最近十几年，我基本不再从事作家论式的文学批评，而将重心转向了当代文学的史料考证。

羊城晚报：您的研究由文学批评向史料考证转型的契机是什么？

程光炜：前二十几年，我指导学生进行当代文学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以论带史”的方法。当代文学的史料相对不足，往往借助既有的概念、范畴或研究对象来展开论述。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当代文学需要“历史化”。这种“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批评和论证的色彩较强，却缺乏足够的材料来检验这些观点。

我想，大学是探索真理的地方，我应当带领学生向未知的领域前进。因此，近十年来，我转向了“论从史出”的研究路径，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我看来，“以论带史”缺乏可持续性，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必须扎实地回到文献基础之上。

羊城晚报：您多年来倡导并实践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能否谈谈这些年的研究心得？

程光炜：实际上，洪子诚教授是这一路径的开创者，他通过教材示范当代文学也可以“入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奠定了学科史书写的基础。我则写了很多倡导性的专著和文章，如《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等。从2005年至2025年，我在人大持续举办“重返八十年代”博士生工作坊，围绕当代文学如何“历史化”展开课堂讨论与专题研究。这一过程既是方法、实验，也伴随着反思与修正，整体上可以视为当代文学走向史学化、学科化的一种持续努力。

“经典”最终要经得起时间淘洗

羊城晚报：如何理解当代小说的“经典化”？

程光炜：当代小说的“经典化”，需要依靠时间来检验。能够成为“经典”的小说，我觉得是综合性的，但往往在某一方面的优势特别突出，比如叙述能力、人性剖析、时代反思等。我在《史料的前途》中提出，我认为最好的作家是“50后”作家。这一代作家已经逐渐沉淀下来，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代表作，他们的创作成就也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羊城晚报：为什么说最好的作家是“50后”作家？

程光炜：“50后”作家是在大历史、大变革中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人，他们生于患难，长于患难。在大时代里往往能涌现出最杰出、最伟大的作家。当你生活在一个大历史之中，你的历史体验、对社会的观察，注定会比前后时代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深。“50后”作家的作品中浸透着厚重的历史生活，承载着深刻的历史体验。他们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其中不乏创伤与忧患，全都写进了作品里。

程光炜：从“以论带史”转向“论从史出”

来源：羊城晚报 2025年12月07日 版次：A07栏目：作者：熊安娜

程光炜 1956年12月生，江西婺源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文学史二十讲》等。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谢有顺（左）与广州市荔湾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福政（右）共同为程光炜（中）颁发奖杯、证书

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年度文学评论

程光炜《小说的读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

致敬辞

作为致力于文学历史化、经典化研究的学者，程光炜以史料为基、以思辨为魂，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拓路领航。《小说的读法》汇辑十八篇他对当代经典小说的研究文章，独具创见。他将小说叙事与作家的个体命运、时代的滚滚洪流紧密联系，在对自我知识积累及思想经验的回望、反省和探察中，完成了与世界的“深情互见”，为行进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立下一块沉稳的历史界标。

感言

小说家一生的创作就像一条弧线

我和这本书描写的作家大多都是同龄人，在写文章时，我难免不把自己内心世界的某些感受，也揉进文章当中。这是我与这些作家作品产生精神共鸣的地方。不过，我同时是在以旁观者的眼光、心情、角度来分析他们的作品。所以，这本书运用了一些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历史研究的方法。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有一个观点，说小说家一生的创作就像一条弧线，从二十多岁起步，三四十岁或者更晚，才写出他的代表作，也就是高峰，然后再缓慢地下降。因此大部分人的晚年作品，不可能再超过他们自己高潮期的作品。我对这个观点深以为然。在我看来，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好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即将走向尾声。之后几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也许会有比他们更出色的年轻作家涌现。

访谈

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解读

羊城晚报：《小说的读法》一书的选目中，既有作家公认的代表作，如张炜的《古船》，也有非代表作，选篇的标准是什么？

程光炜：《小说的读法》是我个人研究路径的一次转型，是我向文学批评的“告别之作”。当代文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当代文学批评，二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前期研究阶段，我也写了不少批评文章，尤其偏重小说评论。我的评论更像是“史家的批评”，关注的往往是已经进入经典序列的作家和作品，也就是那些经过时间沉淀、被文学史反复验证过的文本，和当下即时的、现场的文学批评不同。

我编选这本书，主要基于两个考虑：一是这些作品大致代表了近四十年来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二是采取以作家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通过深入解读我认为最能体现他们风格气质的具体文本，来呈现作家的整体风貌。

羊城晚报：《小说的读法》分为甲、乙、丙三辑，是按照写作时间划分的吗？

程光炜：这18篇文章，大部分是在2012年至2022年这十年间完成的。我将新时期文学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写世俗生活，如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被归为甲辑；一类是写精神生活，如张炜等，被归为乙辑。丙辑中怎么又加入汪曾祺、蒋子龙等非新时期的作家？汪曾祺属于现代文学的末尾，他启发了王安忆、格非等人的创作；蒋子龙是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发轫者之一。我选择这两位作家，主要想谈新时期文学发端的问题。新时期文学并不简单始于1978年，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汪曾祺、蒋子龙等作家创作的、带有过渡色彩的文学作品。我把他们二位视为新时期文学先期性的两个作家。

将重心转向当代文学史料考证

羊城晚报：为什么说《小说的读法》是您向文学评论的“告别之作”？

程光炜：之所以选择写《小说的读法》这样一本书，是因为我心中仍存有一种责任。新时期文学发展四十年来，我既是它的读者，也是它的批评者，同时还是一位讲授当代文学的高校教师。我感到有义务通过一本书，把我这些年做的文学批评工作，以“作家论”的方式留下来。这本书也因此带有总结与告别的双重色彩。最近十几年，我基本不再从事作家论式的文学批评，而将重心转向了当代文学的史料考证。

羊城晚报：您的研究由文学批评向史料考证转型的契机是什么？

程光炜：前二十几年，我指导学生进行当代文学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以论带史”的方法。当代文学的史料相对不足，往往借助既有的概念、范畴或研究对象来展开论述。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当代文学需要“历史化”。这种“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批评和论证的色彩较强，却缺乏足够的材料来检验这些观点。

我想，大学是探索真理的地方，我应当带领学生向未知的领域前进。因此，近十年来，我转向了“论从史出”的研究路径，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我看来，“以论带史”缺乏可持续性，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必须扎实地回到文献基础之上。

羊城晚报：您多年来倡导并实践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能否谈谈这些年的研究心得？

程光炜：实际上，洪子诚教授是这一路径的开创者，他通过教材示范当代文学也可以“入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奠定了学科史书写的基础。我则写了很多倡导性的专著和文章，如《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等。从2005年至2025年，我在人大持续举办“重返八十年代”博士生工作坊，围绕当代文学如何“历史化”展开课堂讨论与专题研究。这一过程既是方法、实验，也伴随着反思与修正，整体上可以视为当代文学走向史学化、学科化的一种持续努力。

“经典”最终要经得起时间淘洗

羊城晚报：如何理解当代小说的“经典化”？

程光炜：当代小说的“经典化”，需要依靠时间来检验。能够成为“经典”的小说，我觉得是综合性的，但往往在某一方面的优势特别突出，比如叙述能力、人性剖析、时代反思等。我在《史料的前途》中提出，我认为最好的作家是“50后”作家。这一代作家已经逐渐沉淀下来，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代表作，他们的创作成就也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羊城晚报：为什么说最好的作家是“50后”作家？

程光炜：“50后”作家是在大历史、大变革中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人，他们生于患难，长于患难。在大时代里往往能涌现出最杰出、最伟大的作家。当你生活在一个大历史之中，你的历史体验、对社会的观察，注定会比前后时代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深。“50后”作家的作品中浸透着厚重的历史生活，承载着深刻的历史体验。他们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其中不乏创伤与忧患，全都写进了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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