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 严建平、陈子善忆念施蛰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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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中的刚直——纪念施蛰存先生

严建平

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后，施蛰存先生就给“夜光杯”写稿，他是与分管副刊的沈毓刚先生联系的。1986年8月下旬，我突然收到施老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建平同志：

沈毓刚同志来信，说他到青岛去了，有事，叫我和你联系，他把你的大名写给我，我因这几天没有事奉烦，故把他的信丢了。今天忽然想起，九月三日是傅雷逝世20年纪念，我答应过傅敏，要写一篇回忆文章，现在文章写成有二千字，又太长了，想想也只有寄给“夜光杯”，才有希望如期刊出，因此，才把这篇文章给你，写这封信，也不知道你的大名弄错没有？

这篇文章能否在九月三、四日刊出？如果还有别人的纪念文章，索性出一期傅雷纪念号，好不好？请斟酌。我估计，一定有人会写稿来的。

麻烦你，谢谢。

施蛰存

8.20

施蛰存信

施老是我仰慕的前辈，我总觉得他的文章富有幽默感，但他的幽默中，藏着刚烈与锋芒。就以他信中谈到的《纪念傅雷》这篇文章为例，他所称道的，正是傅雷的刚直。他认为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难得见到的。他希望傅雷的那种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这篇文章在傅雷逝世20周年那天刊出，果然如施老所料，之后我们又收到不少悼念傅雷先生的文章和来信。

对这篇文章，施老是看重的。在发表前，特地来信嘱咐我：“‘纪念傅雷’文发表后，请寄我二份报纸，另外，请寄一份给‘北京第七中学傅敏’，此事奉烦歉歉。以后如有拙作发表，亦希望寄我一二份报纸，因我所定贵报，每星期要寄给北京舍妹，故不能剪存。”

施蛰存信

实际上，施老还是有剪报的，我的老师张香还先生与施老相熟，常去北山楼。他告诉我，施老曾把“夜光杯”的剪报寄给他，并说“大约‘夜光杯’以1986年为‘最有看头’。”我想是因为这一年，“夜光杯”刊登了巴金老人等文坛前辈写的重头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有一次，香还先生的一篇文章谈到施老，发在“夜光杯”头条，施老看到后打趣道：“你又为我做了义务宣传部长了。‘夜光杯’第一篇是林放的交椅，你坐了去，也不容易。”

1988年，我去北京拜访了钱锺书先生，谈话间说到了施蛰存先生，我告诉钱先生，前不久，有海外人士来访，施老来稿讥其为政客，恰巧钱先生曾在出国途中遇到过此人，深有同感。钱先生特意嘱我代他问候施蛰存先生。我一回上海，即向施老转达，施老十分高兴，并向我要了钱先生的北京住址。

施蛰存笺

我去施老的北山楼次数不算多，主要是怕打扰他，但他对我很关心，1990年我被评为“上海市十佳青年编辑”，他特地寄来一张明信片，用红笔写上祝贺语，这使我深受感动。他的七十年文选出版，马上题签送了我一本。

施蛰存签赠本

施老对晚报一直很关注，1991年3月7日，晚报刚搬迁到延安中路839号新大楼才两天，施老就来信祝贺晚报乔迁之喜。同时又寄来一文，他说：“可用则用，不可用请退回，不必客气。我写杂文，是为了有话要说，不为稿费。今年我为‘夜光杯’写过二篇，你们给我60元一篇的稿酬，我觉得太优待了，我的文章值不到这许多钱，以后千万请不要把我特殊化，使我受之有愧。”施老对编辑工作的理解和宽容，对我们是一种教育。

施蛰存为“夜光杯”所写手稿

1993年6月，施蛰存先生获得了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我去信祝贺，并向他约稿。他回信说：“我今年体力大衰，六月廿九日得了一个奖，血压降到90/60，七月份绝对休息，大吃人参，到今天勉强回升到120/60。……等秋凉后，如能恢复精力，再给你写稿。”

施蛰存信

因为身体原因，他写得少了。时间来到1999年底，我想在2000年元旦，编辑一组“新千年寄语”，领衔人选了将跨入“九五之尊”的施蛰存先生，由同样熟悉施老的龚建星兄去约稿。尽管施老当时身体并不好，但他还是应允了，并很快写来他的寄语《以健康之身迎2000年》，他说：“在2000年来临之际，我想对读者说的是，要把身体弄得更健康一些，这样你才有本钱做你喜欢做的事，生活才有乐趣。”

今年是施蛰存先生诞辰120周年，写下这些回忆，以作纪念。

施蛰存先生的两封信及其他

陈子善

今年12月3日是施蛰存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正好，日前检出施先生当年写给我的两封信，故将之公布，并略作说明。

一

照片收到，费神了。关于周作人文，一时还无暇写，须过春节方有希望动笔。此奉

子善兄

北山 廿七日

此信毛笔书于施先生自制的“无相庵”五行红格小笺，信封上也用毛笔写着“烦带交中文系陈子善同志 施”，可见此信是施先生托人带给我的。当时施先生有事吩咐，常托去拜访他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同事带信给我。落款“北山”，北山楼和“无相庵”都是施先生的书斋名。信开头所说的“照片”，我已不复记忆。我当时正在编选一本文坛前辈回忆周作人的书。施先生自1932年主编《现代》月刊开始，就与周作人有不少书信往来。因此，理应请他老人家惠稿，而此信就是他给我的答复。

我编的这本书后定书名《闲话周作人》，1996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初版。

可惜施先生虽答允“动笔”写回忆周作人，结果并未写出，后来他口述，由记者陆灏兄整理了《知堂书简三通》，发表于1996年6月15日《文汇报·圆明园》，正好还来得及补入拙编《闲话周作人》，列为此书的最后一篇。

二

子善同志：

我已回家，心脏不好，还要休养。

我的两本杂文集，请兄代编，我正在回收一些书信，有一卷书信亦好。

附寄小报一纸，有兴趣不？其中有我一信，亦请剪下，编入书信卷。

问好

施蛰存 1996.10.23

此信圆珠笔书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500格大稿纸的反面，还裁去了一大截，很随意。然而，此信比较重要。当时，施先生刚从华山医院出院，就马上写信给我，是因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施蛰存文集》出版计划已经启动，所以老人家在信中命我“代编”“两本杂文集”。所谓“杂文集”，就是散文集。信中还说“两本杂文集”中“有一卷书信亦好”，他当时确已致信彭燕郊先生等要求“回收”以往去信。其实，施先生的散文创作量很大，一卷散文集是远远容纳不下的。

施先生之所以会命我编选他的散文集，是因为半年之前，即1996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徐如麒兄合编的《施蛰存七十年文选》。这是一套上海前辈作家七十年文选丛书中的一种，施先生当然也是必选的。他为这部《文选》写了自序。也许他认为我编得还可以，就嘱我再接再厉，为他编第二部书。

记得收到此信后，我立即开始工作。一年之后，编选工作完成。1997年10月，我赴日本东京都立大学访学，临行前把书稿交给责编。次年3月回国后，责编告我，散文集已列入出版计划，我就未再过问此事。

2001年10月，《施蛰存文集·文学创作编·北山散文集》一、二两卷终于问世了。但我见书后才发现编选体例已经变更，《编后记》中也已有说明：“陈子善先生曾为散文卷编过按结集与集外散文编排的初稿，为散文两卷的编定提供很大便利。”我不知道这样的变更是否经过施先生同意，我后来没问过施先生，施先生也从未向我提起过。但我编的书稿是参照《鲁迅全集》的编法，即已经出版的施先生散文集按出版时间先后编入，更多的集外文章则按发表时间先后编入，并一一注明出处。然而，印出的《北山散文集》把这些出处全部删去，部分文末印上了一个时间，却无法判断是写作时间还是发表时间，这就给读者尤其是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不能不令我遗憾。

此信最后一段中写到的“小报”，指当时发行的《美石》小报，“其中一信”为施先生读到《美石》创刊号后于1996年8月1日写给《美石》主编李奇的一封信，已编入《北山散文集》。

我1976年2月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培训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10月参加《鲁迅全集》书信（1934—1936年，并致外国友人部分）的注释工作。鲁迅1933年5月1日和7月18日两次致信施先生，但不属于我们注释的范围。我的名字最早出现在现存的施先生日记中，已到了1985年3月21日，那天施先生日记云：

星期四 晴 上午沈仲章 陈子善（来取赵令扬字）。

这是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齐森华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赵令扬先生来我校学术交流，他仰慕施先生，很想得到施先生的一幅字。齐先生向施先生转达赵先生的请求，施先生答应了。字写就后，齐先生就命我去取。5月15日施先生日记又记云：“下午陈子善来。”到底为何事，也已不复记忆了。

后来，我先后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主任和图书馆副馆长，就常去施府拜访请益了。也常陪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先生、杜国清先生等去拜访，已故台湾作家林耀德兄和其他好多位港台作家拜访施先生，我也都是带路人。也因此，我有时几乎每周去施府一次，通信反而不多了。这次能检出这两通，已是意外之喜，希望今后还能检出施蛰存先生的手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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