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书》《清流》：春节再读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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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4日，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申遗发起人之一，作家冯骥才在申遗成功后编著了《过年书》一书，全面阐述春节的文化内涵。书中收录了冯骥才的《过年》《花脸》《春节八事》等五十余篇关于春节的文章和采访，配以三十余幅彩图，从个人记忆、习俗梳理、民俗抢救到文化展望，系统呈现了春节作为中国人“最强化的生活”的丰富面貌。

马年新春在即，近日，冯骥才接受了访谈，回顾春节的习俗和自己近些年所做的对于春节相关民俗的抢救工作。

冯骥才谈过年：生活理想化的载体

冯骥才表示，编撰《过年书》源于对年文化深切的忧患与责任。他认为，春节是中国人共同的情感记忆与文化基因，是“太陈太浓太烈太醇的一缸老酒”。然而，随着社会开放、生活节奏加快以及外来文化影响，传统年俗逐渐淡化，年味不断流失。他担心，如果失去年的风俗，失去的不仅是一顿年夜饭，更是几千年来各地多姿多彩的年文化，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对团圆、慈孝、和谐、平安与幸福的执着追求。

因此，冯骥才长期致力于年的文化保护与振兴工作：他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提出建议，推动除夕放假成为国家制度，并积极倡议将春节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冯骥才强调，年文化是中国民间最深广的文化。春节源于农耕文明，人们在农闲时节、四季之始，以各种习俗表达对生活的热望与理想。中国人崇拜的并非某种神灵或权威，而是“生活本身”。过年时，生活被理想化，理想也被生活化，二者交融，构成独特的“年味”。

从饺子、年画、春联、鞭炮，到祭祖、守岁、拜年、庙会，一切物品与活动都被赋予吉祥寓意。瓶子代表平安，鱼象征富裕，桃子喻指长寿……这些朴素的形式，实则承载着人们对喜庆、团圆、安康、富足的共同向往。年文化以其庞大、深厚、高密度的内容，成为中华民族情感与价值观的集中呈现。

杨柳青年画

年不应当只是普通的“大周末”

冯骥才指出，年文化正面临多方面的冲击：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习俗与现代观念的脱节，以及部分年俗活动的消退。有人感叹，过年似乎只剩下吃团圆饭、看春晚和拜年三项内容，甚至拜年也逐渐被电话、信息取代。若再不重视，春节恐将失去其精神内核，沦为普通的“大周末”。

他强调，复兴不是简单复旧，而是文化的选择与弘扬。关键在于避免传统流失过快，防止出现文化断层与心理失衡。为此，他提出“临终抢救”的理念，并以天津南乡三十六村的年画保护为例，说明文化抢救的紧迫性与方法。

在对南乡年画进行系统保护时，团队采用“视觉人类学”和“口述史”等方法，兵分多路进行记录、摄影与整体搬迁，成功保留了王学勤画室等珍贵文化现场，并发现了关键历史文献，填补了杨柳青年画史的部分空白。

冯骥才在天津长期致力于民间文化的挖掘与活化。他不仅推动年画、庙会等单项民俗的保护，也着力打造整体性的文化生态。例如，在展览中完整呈现杨柳青年画的制作流程，在广东会馆集中展示风筝、绒花等各类民艺，甚至复原老戏园的观戏场景，让历史活在当下。

他强调，传统不是静止的遗产，而应通过创意与想象，重新融入当代生活。通过举办元宵“打灯笼走百病”等活动，让古老习俗重回民间，唤起人们对年的情感记忆与文化认同。

仪式感：春节的精神内核

针对年轻人常谈论的“仪式感”，冯骥才指出，春节原本拥有强烈的仪式感，只是许多传统仪式已被淡忘。与圣诞节等宗教节日不同，春节的仪式感源于民俗，体现在一系列严谨的习俗程序中，如祭祖、团圆、吉祥话、尊老等。

祭祖表达对天地、祖先与师长的感恩与敬畏；团圆饭凝聚家族情感，体现中国人的伦理观念；穿新衣、说吉祥话、发压岁钱等习俗，则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祝愿。这些仪式虽不如宗教仪式严格，却发自内心，重在精神内涵与情感联结。

而对外国朋友而言，参与春节活动是最好的了解方式。通过贴春联、包饺子、守岁、拜年等体验，他们能感受到中国人对亲情、团圆、和谐的重视，领会其中蕴含的古老而淳朴的价值观。

冯骥才总结，人们自然要把对新一年生产和生活的极致的向往——五谷丰登和金玉满堂，全放在对年的祝愿里，成为过年巨大的精神驱动力。同时，所有人间的美好的期许：幸福、平安、健康、团圆、兴旺，也都一拥而来，汇成年的主题。人们表达这种对生活的向往与盛情所采用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民俗，大到民间灶火和庙会，小到一枚巴掌大、美丽、鲜亮的窗花。

由于中国各地的山川不同，地域多样，民族有别，风物迥异，各地的年俗自具风采。没有一处灶火不具有自己的特色，没有一枚剪纸不带着自己地域的风情与传说。

天津文化带来写作灵感与乐趣

冯骥才是在自己创作最如日中天的时候将精力投入到包括春节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关于他的经历与选择，在新书《清流：五大道生活》中，冯骥才有更多的阐释。

《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以下简称《清流》）是冯骥才继《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涡里》这套记述五十年文化人生的作品之后，回溯自己生命长河源头的新书。他在书中以细腻的笔触详述家族的往昔点滴、情感故事，个人的求学、谋生、恋爱经历、亲友往来趣事等，而在他个人和家族跌宕起伏的故事背后，天津五大道地区独特的文化韵味与历史内涵也如画卷般徐徐展开。

冯骥才谈到，“个人的经历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谁也拿不走，谁也无法重复。关键是我的经历跟这个时代有没有关系。有时极端个人化的经历，对于我们认识社会，认识生活和时代，也是一个启示。”《清流》的写作是他对生活的观照，对时代的观照，“但我真正在写的时候，还是特别怀念和神往我童年的时代、少年的时代，在父母的保护下，像清流那样透亮地、真诚地、快乐地活着。”

冯骥才的人生清流始于五大道，他形容五大道“是一座富矿”。虽然跟自己年轻时比起来，五大道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它的历史、内涵和记忆还留着，可以挖掘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这里的建筑。与按照标准的西式建筑盖起的解放路不同，五大道上来此定居的政要商贾，拿着各式各样的图纸，把这里变成了“建筑的试验场”，“人们可能把罗马柱搁在平台上，把亭子搁在房顶上，把天津的砖雕搁在洋房里，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创造性。这里马路不宽，尺度宜人，两边是树，墙比较矮，墙跟房子的风格是一致的，院子里面是一层树，再里面是半隐半显的房子，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体现那个动乱的时代人们对安全的需求，但又很优美。”

《清流》书中配图

但作为一个在前租界区长大的孩子，冯骥才先生反而对老城充满了文化兴趣。正如他在《清流》书中所写：“对于我，天津有另一种很特殊的魅力，它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区，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形象与气质，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分享对谈中，冯骥才进一步阐述天津城市的独特性，在于以码头文化为起源、说天津话的老城，和以西洋文化为主、说国语的租界区，两个城区虽然社会结构和生活文化截然不同，但并不分裂对立，而是融合的，共同体现了天津人开放包容的本质。

《清流》的发布会中，与冯骥才一起对谈的嘉宾赵普提起在酒店附近买煎饼果子时，摊主一句“闭眼吃，听响儿”，让自己感受到天津人幽默的表达，从而产生好奇：天津这座城市究竟给冯骥才带来哪些丰厚的文学营养？冯骥才回答，所有作家的写作都离不开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那些熟悉的事物带给自己心灵的撞击和丰富、深刻的感受。让他感受最深的，便是独特的天津人。

“在码头上，没有能耐你活不了。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崇拜马三立、骆玉笙。马三立、骆玉笙代表市井的俗文化，但是真有本事。我这一辈子从小到大听到天津各式各样的奇事太多了，认识这样的有绝活、有本事的人太多了，我写的小说远远没有把我知道的全都写进去。”冯骥才形容，这些人物都直往他笔管里钻，写作时一个一个“挤眉弄眼、鲜活乱跳”地自己往外冒，而这样的写作当然也是充满乐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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