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鼻子情圣”唱粤剧 好妙的西戏中演

京剧是中国四大戏曲之一，融合了唱、做、念、打等多种表演形式。 #生活知识# #传统文化#

罗家英、汪明荃主演的新编粤剧《大鼻子情圣》

◎贾力苈

近日，由罗家英编剧，并与爱妻汪明荃联袂主演的新编粤剧《大鼻子情圣》在京上演。该剧改编自法国作家埃德蒙·罗斯丹19世纪末创作的五幕诗剧，是一次值得关注的以戏曲演绎外国经典剧目的尝试。

粤剧对这个法国爱情故事进行了全方位中国化的舞台演绎：时代背景从17世纪迁移到中国明代的“土木堡之变”，将原作的五幕剧调整为六场戏，命名为“戏围邂逅”“小馆诉情”“营地结盟”“楼台情歌”“恨锁情天”和“不了余情”。

这部新编粤剧不仅精准捕捉到了原作《西哈诺·德·贝热拉克》（又名《大鼻子情圣》）持续吸引后世观众的情感内核，更充分发挥粤剧擅长演绎才子佳人故事、以情动人的特质，让观众在西戏中演的体验里，感受以歌舞演故事的无限魅力。

中国人最懂“遗憾美学”

罗斯丹的原作中，主角西哈诺剑艺超群，满腹才华，却因长着一个大鼻子而自卑。他暗恋表妹罗克珊，却始终压抑情感，不敢表白。而罗克珊倾心的克里斯蒂安是西哈诺所在军营的卫兵，虽年轻英俊却胸无点墨，甚至言行粗鄙。于是西哈诺悄悄为克里斯蒂安代写情书，甚至月下代他向罗克珊诵读情书，促成了两人的恋情。后来在战场上，克里斯蒂安战死，西哈诺继续将这个秘密深藏心底数年，直到他临终前，罗克珊才知晓真相。

这个以单线叙事讲述三个人十五年纠葛的爱情故事，虽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剧作结构却谈不上精巧，情节也算不上创新。但罗斯丹深谙塑造人物性格之道，更懂“遗憾美学”的百转千回。

几个主角身上极富张力的性格矛盾、彼此互补的性格关联，再加上克里斯蒂安得知西哈诺心意，决意道出真相却不幸中弹身亡的设定……极致压抑的爱恋、无条件的付出，以及层层遗憾的结局，让这部作品深受电影、戏剧、广播剧等艺术形式的青睐。

我们从粤剧的六场标题中能够清晰看到改编者的用心，特别是“恨锁情天”一场，道破了这部法国名剧打动观众的核心。

近年来“恨海情天”这一说法十分流行，有人认为它源自《红楼梦》的“孽海情天”，当影视剧男女主角因种种缘由无法获得圆满的结局，观众喜欢用这个词表达对怨偶虐恋的共情。从“梁祝”等民间传说、《红楼梦》等文学经典，到《花样年华》《卧虎藏龙》《繁花》等影视作品，再到流行的爱情偶像剧，情与债、爱与恨交织的叙事总是让人难以抗拒。观众对BE（BadEnding，悲剧结局）美学表现出偏爱，围绕剧中无法相守的恋人进行二次创作，这都源于人性本身。

《大鼻子情圣》原作采用单线叙事、注重情感刻画，与戏曲的表达逻辑有一定契合之处；剧中人物压抑含蓄的情感，对认同“发乎情止乎礼”的东方观众有独特的吸引力。此前，多次在中国演出的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版《大鼻子情圣》、国家话剧院推出的《西哈诺》，都曾打动不少观众。

家国同构让爱情更显厚重

粤剧《大鼻子情圣》将原作的人物与情节中国化、本土化，但细细品来，创作手法已经打破中西界限——故事迁移到明代“土木堡之变”这一时代背景中，注入家国叙事维度，实现了人物动机的本土化。

在中国叙事传统中，家国同构的理念会赋予爱情的“遗憾”以忠义的底色，使其内涵更显厚重复杂。原作“因情敌陷害，西哈诺与克里斯蒂安被发配前线”的情节，在粤剧中被改编为朱不凡与朱翊豪（原作中的克里斯蒂安）主动保家卫国，在居庸关誓死抵抗瓦剌军南侵。这一改动，让这个浪漫故事萦绕着中国语境下的家国大义，实现了内涵的深化与升华。

当然，此版改编也并非毫无缺憾。改编者为朱翊豪的“粗鄙没文化”增加了童年心理分析——因儿时遭受女孩的恶作剧，埋下面对女性紧张词穷的隐患。这一设计虽让角色更招人喜爱，却存在逻辑疑问：若仅面对面交流有障碍，为何写信也无从下笔？加之戏曲演员饰演角色，必然需要通过粤剧的优美唱词唱段予以表达，角色粗鄙却又唱词优美，这更让戏曲在塑造朱翊豪这样的角色时陷入改编的纠结与矛盾。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编自《榆树下的欲望》的川剧《欲海狂潮》中。原作中的爱碧热情大胆，为夺取年迈丈夫的财产引诱继子，后又为向继子证明真爱亲手杀子，也是中国戏曲很少有的人物类型。这是戏曲演绎外国故事需要面对的问题：对西方人物与情节的移植，为戏曲舞台带来更加复杂的人性与现代哲思，但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人物性格，需要传统的戏曲行当消化，以恰当的创新手法予以表现。

《大鼻子情圣》中的身份错认桥段，让人联想到李渔的《风筝误》。《风筝误》是一出结局圆满的喜剧，韩琦仲为同窗代写情诗、两位同父异母的小姐身份错认，皆源于种种巧合与误会，最终以两场婚礼成就大团圆。《大鼻子情圣》的情节线索与其相似，但人物行动的动机与情节走向显然并非传统戏曲所有。这类对传统戏曲叙事逻辑构成挑战的西方戏剧改编，在借鉴的同时更需要具备跨文化视野，在扎实传承戏曲本体的基础上拓展创新艺术语汇，并探索出恰当的改编路径。

此外，开场朱不凡执著反对戏园里演员登台表演（原作中是因为反感此人自负），缺乏清晰的铺垫。该剧在香港演出版本为三个半小时，此次在北京、天津巡演的版本缩短至两个半小时，或许是情节删节导致部分人物动机来不及交代。

用外国故事完成自我突破

用戏曲演绎外国故事，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新时期以来，对外国名著名剧的改编为观众带来新奇多样的观剧体验，同时也为戏曲题材、叙事与舞台呈现的创新探索拓宽了路径。

据学者澹台义彦在《中国戏曲改编外国文学名著年鉴》一文中的统计，从20世纪初到2018年，中国戏曲改编外国文学名著的作品共涉及14个剧种、115部作品。其中，京剧、越剧、沪剧、川剧、黄梅戏等剧种，均有改编自西方名著名剧的口碑之作。而2018年至今，更多此类新作丰富着戏曲舞台。

从改编对象与题材来看，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改编历史久远、剧目数量丰富，此外还有河北梆子、评剧改编古希腊悲剧，越剧、豫剧演绎易卜生、斯特林堡笔下的女性形象，京剧改编莫里哀喜剧，黄梅戏借鉴音乐剧的表现方式演绎迪伦马特的《贵妇还乡》等。创办于1986年的中国台湾“当代传奇剧场”，素以用京剧改编莎剧闻名，2005年改编贝克特荒诞剧《等待戈多》的《等待果陀》，为其注入独具中国传统哲思的视角；近年来又选中卡夫卡的《变形记》、歌德的《浮士德》等文学作品进行再创作。

上海京剧院出品的京剧独角戏《小吏之死》，将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改编成30分钟的舞台作品。原作讲述一名小公务员因打喷嚏时唾沫星子溅到前排上司头上，终日惶恐不安辗转反侧，最终惊惧而死。在京剧舞台上，严庆谷饰演的九品芝麻官余丹心，通过一系列身段动作与唱词，将小人物内心的担心害怕、层层变化展现得细腻动人。人物死前的动作设计更具巧思：余丹心临死前掸去地上的尘土，“摔僵尸”倒地；得知上司骂的并不是自己时，又起身道出“闹了半天不是说我啊，那我白死了”，随即真正死去，充满了戏曲舞台独有的戏谑与讽刺。

戏曲改编西方经典戏剧和文学作品，“情”字始终是关键。早年间越剧将《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为《情天恨》，上海京剧院将《巴黎圣母院》改编成京剧《情殇钟楼》，如今粤剧又演绎《大鼻子情圣》，这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为戏曲提供了充分的发挥空间，得以通过丰富的身段动作与唱段外化人物内心。与此同时，大量西方故事的移植也拓展了戏曲的题材与叙事方式，尤其弥补了戏曲在表现现代日常生活与人性哲思方面的不足，戏曲舞台在表现方式与表演技艺上进行尝试与突破。

作为扎根岭南文化、在南方影响最大的剧种之一，粤剧的跨文化表达更具有天然优势，其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覆盖东南亚地区。在娱乐多元化的当下，戏曲也在追求与新形式、新故事结合，从而更贴近当下观众的趣味。在与多样的外国题材的碰撞中，唯有秉持“以歌舞演故事”的质朴内核，找准文化与情感的契合点，打通跨文化的情感逻辑，方能释放出无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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