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中国文化天空的群星：一个作家和他的传记写作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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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底，作家、历史文化学者周文翰推出《向海寻鲸：杜甫传》，与去年的《无根鸟：李白传》合璧，完成对“大唐双子星”的人生探寻。从2020年的《文徵明传》起始，到2023年入选豆瓣网年度榜单的口碑之作《孤星之旅：苏东坡传》，到最新的李杜双传，近些年周文翰极为高产，已接连为十多位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作传，如同一个以个体之力擦拭群星的人。如何书写这些声名显赫的先贤？他们又如何启示了他？我们请到周文翰，聊聊他独特的历史传记写作。

周文翰

周文翰为李白、杜甫所作传记

回到诗人的时空中

书乡：这些年你写了多部古代文学家、艺术家传记，涉及苏轼、白居易、李白、李清照、杜甫等众多著名人物。为什么会决心开启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

周文翰：2002到2008年我在北京一家日报当记者，负责报道当代艺术和文化活动，之后辞职去印度、西班牙等地旅行，整日看各种博物馆、美术馆、古建筑，看累了就去菜市场、小街道闲逛，渐渐对古代文化、广义的博物学主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能是在异国他乡患上了文化上的“思乡病”，也可能是对当代艺术的“转瞬即逝”感到迷茫，我开始对中国传统艺术、古典文化有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候开始搜集资料撰写一部书稿《中国艺术收藏史》，写作时注意到文徵明、赵孟頫、王羲之等艺术大师虽然在艺术史、文化史中颇有分量，但是关于他们的传记很少，即使有一本两本也非常简略，常常是老学者写的评述性的著作。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以新的理念、方法来写，当时就决定写完收藏史书稿后要给他们立传。

我最初有个宏大的设想，就是每个朝代写一个人，于是先写了明代的文徵明，之后写了元代的赵孟頫。最初主要想写的都是书法家、画家这类艺术家，后来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今人视为古代艺术家的人，其在世的时候，核心社会身份都不是艺术家，而是“士人”，所以后来索性就扩大写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李白、杜甫、王维等文士，也不拘泥于每个朝代一个，规模越来越大，如今已经写了十多个人。

书乡：这些人物都可称中国文化史中的坐标人物，已经有大量的传记和研究资料，你的版本有什么样的特色和不同之处？

周文翰：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几位最知名的大人物的传记的确比较多，其他如赵孟頫、文徵明等人的传记其实挺少的，我戏称他们犹如“空心人”，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对他们的人生、性情并没有详细了解，他们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我期望能用新的写作方法、美学观念写出他们的血与泪，灵与肉，让他们变成一个个生动、具体的人。

十多年前，我注意到关于古代人物的传记都是两类：第一类是“评传”，特点是作者一边简述传主的生平，一边发议论，比如讨论传主的思想、诗文对后世文化文学的影响，并引述历代学者对传主思想、诗文的观点等。很多评传作者都侧重表达“后见之明”，谈论后人眼中的传主、自己研究框架里的传主，与传主在古代的真实体验、真实成长历程并没有多大关系。比如很多王羲之的评传大都花了好多篇幅讨论他为何是“书圣”，但问题是王羲之活着的时候并没有人这么称呼他，这个称号与王羲之在世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第二类是“传记小说”，一些作家虚构毫无史料基础的人物、故事、对话、内心独白等，许多都是按照流行电视剧的风格写的，与传主所在时代的礼俗、思想距离很远。

我一开始就明确，我不想写评传，更不想写“传记小说”，我想走的是第三条路——仅仅是“传记”，后来进一步总结为“视觉主义传记”。这并不是说这一系列传记中有很多配图，而是说我志在通过对可靠文献的研究，以文字复原传主生活时代的“物质景观”（比如城市、运河、道路等的细节是怎样的）和“文化景观”（比如当时的人能看到什么书、能听到什么新闻）等，把传主的人生严格放置在他生活的那个时空中叙述。

我在写作中是比较强调“视觉性”和“空间感”的，也就是把古人的所见所闻以视觉化的文字呈现出来，尽量从细节描述传主的成长历程，带领读者回到传主生活的那个时空，看看他/她是如何在那个时空从出生到死亡的。比如《洞中人：王羲之传》中没有任何一个字讨论王羲之是不是“书圣”这个话题，反倒在写他如何做官、如何治病、如何信道，只在后记中简略分析一下他的地位在后世被神化的过程。写李白、杜甫我也仅仅写他们各自活着的时候经历的事情，毫不涉及后人对他们的评论、推崇等。

在这种写作中，作为作者的“我”是藏起来的，我的观点仅仅出现在前言、后记中，正文中我尽量陈述事实而不是发议论，我也从不在正文中判断谁是好人、坏人，我希望读者阅读之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书乡：如何选定要写作的传主，你对哪些人物会格外偏好吗？

周文翰：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某个细节或者个人情趣刺激我开始写作，比如写文徵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文徵明和苏州这座城市的关系的好奇。对今天的人来说唐伯虎更有名，写唐伯虎的传记可能会卖得更多些，但我觉得文徵明的性格、与园林的关系等几个细节比唐伯虎更打动我，所以我写了他。

写李白、杜甫的原因更是好玩，其实我刚开始是想写吴道子的传记，搜集了不少资料开始写，写了十多万字才发现自己在进行一项荒谬的工作：唐代人关于吴道子的记载仅有他在哪些寺观绘制了哪些壁画，以及几条趣事的简要记述，此外毫无关于他的生平、家庭、经历的信息，根本无法给他写所谓的“严肃传记”。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李白天宝二载冬天到长安的宫廷当翰林供奉时，吴道子已经在宫廷当了二十多年翰林供奉，李白和他在同一个院子等候唐玄宗召见，肯定见过面，吃过宴席，而且我敢肯定，当时吴道子的名声肯定比李白大多了，他们在同一个院子办公的历史场景总是让我浮想联翩。我觉得既然没法写吴道子的“视觉主义传记”，那就写李白吧。前人写李白传记大多重在分析他的诗文如何出色、重要、伟大，我偏偏不怎么分析他的诗文，反倒侧重写李白如何旅行、如何谋生。我觉得我写的是“空间中的李白”而不是“诗文中的李白”，从前的人没有这样写过。写杜甫则是因为既然写了李白，那就干脆把杜甫也写了，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却是那么不同，其中微妙异同是我感兴趣的。

从好奇出发

书乡：写人物传记工作量很大，不过你写作出版的速度似乎很快，仅去年就出版了三种。你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

周文翰：我去年出版的三本传记《盐香风色：扬州八怪传》《无根鸟：李白传》《尘埃与灵光：李清照传》都是不同年份写的，积压到同一年出版而已。对我来说，写这个传记系列目标是明确的，就是每年写两个人左右。

我平均每天都写3000字左右，有时候会同时写两三个人，这样交替着写对我来说可以放松一下脑子，免得一直读、写一个人会觉得枯燥。当然写作之前，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一方面是阅读传主的全集、年谱以及研究专著、论文等，从文献着手了解传主的各种信息；另一方面我会尽量去传主出生、任官、旅行经过的地方考察一番，体会一下山川形势、气候温度，获得一些身体的体验。古今的城池风貌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山河大多还在，多少能够有些体会，对理解古人的视觉世界、旅行方式有帮助。比如我写的传记很注意写传主如何出行，我觉得外出旅行对古人非常重要，一方面古人通常骑马、乘船旅行，他们每天仅走几十里路，天黑就要找地方歇息，每次出行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他们的人生、心理有挺大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一边走一边也在社交、传播信息、创作诗文，这个过程对古人的成名、吸收新知识意义重大。

书乡：写这些著名人物，并不因为熟悉而好写，反而会因其巨大声望和知名度带来很多挑战。你遇到过哪些挑战？

周文翰：我经常开玩笑说，写作对我的挑战没有我对待儿子渐渐长大，要面对的教育、亲子问题的挑战大，因为孩子是活的，他和我面对的世界在不断变化，我不得不临时应对并持续反思、调整。相比之下，写作和研究面对的是相对固定的文献，容易多了，就是多读、多想、多写罢了。但是就和养育孩子一样，写作当然也需要不断反思和调整。对我来说，这些年来最大的挑战是克服那种疲倦感或者说厌倦感——如果一直以某种固定模式写作，我会感到厌倦，所以我尽量选择那些能激发我好奇的人物来写。比如之前写完赵孟頫的传记之后，我原本接着写的是黄公望、倪瓒，书稿都写了十几万字了，但是有一天突然觉得他们的人生好像没法激发我了，我就先丢下他们，去写王羲之和苏东坡了。又比如前年写李清照的传记，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挑战自己，其实李清照的可信史料非常少，她传世的可信诗词文章加起来才几十篇，一天就能读完，我想写她的传记，就是想挑战一下如何在史料极少的情况下写一本视觉主义的严肃传记，我觉得自己达成这个挑战了。

这个系列已经写了十多年，我成天看的都是各种古人的全集、年谱以及相关的史书、研究论著，老实说有些疲倦了，让我坚持至今的最大原因，可能是每个朝代写一个人的这一“发心”好像没完成。只能不时安慰自己，对各种可能都保持开放的心态吧。

用文字制造“慢速感”

周文翰此前出版的部分中国文化人物传记。

书乡：如何把握这些人物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关系？

周文翰：我写的这系列传记的第一原则就是回到传主生活的时代或者说“原生态语境”，严格按照可靠史料以及今人的一些考古报告、研究等复原他所在的那个时空的物质景观、文化景观。比如写李白、杜甫就尽量让他们回到盛唐的时空，我会写到李白、杜甫几次进入长安，长安城的街道、寺观有什么变动，这些变化都是史书上有记载的，我认为他们进入长安时就会听到周围人谈论这些变化乃至亲眼见到变后的样子；又比如，我写他们的旅行，会写到他们听说京城传来什么消息，“听说”是他们时空的人接触信息的最重要的方式，这与20、21世纪的人通过看报、看手机接触信息的方式完全不同，而且我会根据距离推测他们最早可能在几天、十几天后听说消息。这些细节都是我在背后做的研究工作。我的习惯是，苦活累活自己默默干，把成品提供给读者。

书乡：这两年央视做“宗师列传”，以系列的形式为这些著名的唐宋诗人、词人作传，我觉得跟你的思路有点像。为什么我们需要从整体、从序列上去认知这些古代文化先贤？

周文翰：我最初之所以打算每个朝代写一个人，雄心就是希望能让所写的古人“活起来”，以后读者读这一系列传记，就能对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文化人以及其所在的时代有鲜活而深入的了解，而不仅仅是只知道“书圣”“诗圣”这类后世加上的名号。从整体、从序列上去认知古代这些文化先贤，一个显著的好处是让我们看到时代变动的脉络，比如李白、杜甫的时代和白居易的时代有什么不同，白居易生活的时空和苏东坡生活的时空又有什么不同？通过传记就可以很快对时代之别有特别直接的体会，如果多读几本，则可以通过这些人物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有所认知。另外，当然也可以对不同先贤的才情、性格、创作风格、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等差异有所比较，可能一些读者还会联想到自己、亲友，从中有所取法。每个读者都有各自的切入角度。

我个人很少看电视，对电视节目了解得不多，但是一些编辑、亲友会提到有这类电视节目或者出版物，我觉得是好事，说明今天的人依然对古人的人生、创作好奇。但是电视节目因为时长的限制，肯定要压缩时空，比如前一分钟在讲出生，下一分钟就转到他的青年时代了，这种“快速感”是今天大多数人习惯的模式，但是我的写作有点反其道而行，我有时候刻意想用文字制造出“慢速感”，想带着读者慢慢体会一下古人如何慢腾腾地接触信息，如何慢慢地上路旅行，如何依赖家族、亲友、官僚的关系圈提供知识、信息等。

书乡：写作这一文化先贤系列传记，这些年下来，你自己的感触是什么，又想让读者认识和收获什么？

周文翰：研究和写作这些古人的传记之后，我最大的感想是“龙有龙道，蛇有蛇道”，这些人的天赋、性格、背景都不同，他们都有各自的成长之旅、成名之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我觉得自己书中写到的这些人都是生动的、复杂的“活人”,而不是简单贴个标签的“伟人”，读者阅读这些传记，能重新认识到更真实的、处在具体文化生态中的人物；或许凑巧了，还有人在一刹那中获得生命体验上、思想上、艺术上的某种启发，那就更妙了。就算没有什么明确的收获，让自己的思绪跟着古人回到古典时代旅游一趟也算好玩。我觉得每个读者都是带着自己的知识背景、文化情趣在阅读，阅读就像旅行一样，重要的是自己如何去看、如何去想，书仅仅是一个引子而已。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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