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建构的诗意——评长篇小说《西津桥 东津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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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 苏

沈寅的长篇小说《西津桥 东津渡》，以1949-1979年的江南水乡为背景，描摹西津桥、东津镇百姓的生活变迁。书中有大量吴语方言的运用，它绝非简单的语言装饰，而是其“诗意语言”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方言在长篇小说中建构“在地诗意”，体现了一种深层的文学追求：即超越标准语有时难免的抽象与通用性，去捕捉和呈现那些唯有在特定水土中才能孕育的、更为精微与本真的“在地诗意”。这种诗意，不是漂浮于文本之上的修辞技巧，而是从生活的土壤深处生长出来的语言之花。

营造不可复制的“地方感”，是方言赋予这部小说最显著的地理标识。标准语描绘的风景是“通用”的，而方言描绘的，才是“这一个”。作者用当地的特定词汇来对话：“万万覅囥床底下”“短辰光朆动出脑筋”“厾茅坑、埋灰堆，到辰光掏粪浇水、挑灰育秧，板定露眼，厾进湖里，亦有捉鱼人，大面上厾脱了”。他不仅仅是在使用词汇，更是在调用一整套与这个地方紧密相连的生活方式、历史记忆和空间感知。“酸汪汪、辣蓬蓬、臭潃潃的腌苋菜水蛮开胃的”——其质感和力量、形态与它所承载的文学感染力，是标准语无法表达的。方言词如同一个个精确的地理坐标，将叙事牢牢锚定在这片土地上，构建了一个无法被异地复制的、呼吸着的文学空间。

让人物的灵魂在方言中显形，是实现“血肉化”最有效的途径。人物的语言即其灵魂的肖像。“说的朆错，我勒岭上兜过来，䞰到低坝前，借口吃香烟，瞡了瞡身背后，看阿有野眼乌珠盯牢勒嗨”——通过这样的语言，就能知道人物的籍贯、阶层、教养。方言是他们无法剥离的社会皮肤与文化胎记。最私密、最真挚的情感，往往在一个人不假思索地使用母语时，才能得到最淋漓尽致的表达。无论是阿三哄女儿时哼唱的民间歌谣，还是市井街坊间的俚语笑骂，那种情感的粗粝、温热与直接，是经过标准语“翻译”后会大大损耗的。方言，让人物的喜怒哀乐从“被描述”变成了“自呈现”，从而获得了更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方言是活着的“语言化石”，承载着地方集体记忆与无意识，在时间的地层中埋下诗意的密码。一个古老的方言词，可能携带着数百年前先民的智慧、禁忌与世界观。在小说中运用这些词汇，就如同在叙事的地层中埋下了时间的密码。它们让当下的故事与悠久的历史产生了隐秘的回响，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历史纵深感。这种诗意，是一种“时间的厚度”。特定的民俗、仪式、思维方式，往往保存在特定的方言表达里。通过方言，“出山水勿甜的，一股毛湖水气……两家子的眼乌珠，覅像黄鼠狼的贼眼一样團圝转”“听勿懂的呆木㑝倲人，亦会朝上头想”——吴海源的眼睛，笑得像切开一个小口的洋葱。作者得以将一种地方性的生活哲学和世界观，原汁原味地嵌入文本，使得小说的“诗意”不再是浮泛的抒情，而是有了坚实的、可考的文化根基。

适度的“陌生化”，是方言赋予非本地读者的一种审美馈赠。读者在遇到不熟悉的方言词时，标准语带来的流畅阅读体验会被暂时“阻拒”。这种短暂的停顿，迫使读者放慢速度，去咀嚼、品味这个词的发音、质感与可能的含义。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生成机制，它让语言从透明的“工具”变成了可以被凝视、被欣赏的“客体”，增强了读者对语言本身的审美自觉。这种恰到好处的陌生感，会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去填补理解的空白，从而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共创中。这种经由努力后获得的理解，往往比直接获取的标准信息更具韵味，也更能留下深刻印象。

在《西津桥 东津渡》中，方言的妙用，在于它成功地构建了一种“根系的诗意”。它让小说的语言世界从标准语的“平原”上隆起，成为一座有着独特地貌、气候与生灵的“语言山川”。它不仅是工具，更是内容本身；不仅是风情点缀，更是小说的灵魂与骨骼。通过方言，作者不仅讲述了一个关于特定地方的故事，更让这个地方本身，以其最本真、最富生命力的方式，在语言中开口说话，成就了一种深沉、厚重、无法被复制的文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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