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一位打通“中西印”的精神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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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梵澄，中国现代思想史一位极不寻常的人物。近代以来，少有学人能如他那样，真正走进中西印三大文明精神源流深处。本书是徐梵澄的思想传记，意在追随他一生的学术脚步，对他的精神哲学思想做尽可能完整和深入的介绍。

《启明：徐梵澄的精神之路》，张巍卓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徐梵澄是鲁迅看重的学生，译出《尼采自传》《苏鲁支语录》等尼采代表作品，将这位重要思想家引介入中国。译书的同时，这位“尼采气”的青年，写书评，撰杂文，评时事，文章充盈锐利锋芒，酷似鲁迅之作。

1945年，徐梵澄只身远赴印度，从此“居域外盖三十有七年”，以著述、翻译，向印度与西方系统介绍中国思想精华，同时研韦檀多学、瑜伽学，译解印度古今经典，堪称“现代玄奘”。他进而以此为基础，走进中西印三大文明根基处，探索会通之道。

“居域外不能无故国之思”，1978年，徐梵澄回国，继续反观中国学术的工作。他以精神哲学为线索，考察儒释道三家思想，重建中国精神史叙事，以此解决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中的定位问题。同时，徐梵澄更关照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探问如何寻求精神生活的超上，如何在日常生活之中寻得意义感。

>>内文选读：

写在前面

荷尔德林在写给席勒的信中，曾谈及研习古希腊文学时的心得，觉得自己的责任在于，“对不同的至高原则与纯粹方法的必然齐一做一些思考，将之在整体关联上并且以合理的界线呈现出来”。这是古代经典研究者的愿望，也是智者追求的一种境界。我有时环顾国内学者，在对待中外经典时，有阔大气魄的不多。这使我想起徐梵澄先生，也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达到了类似的境界。年轻的时候读徐梵澄的文章，觉得颇多神采。惊讶之余，发现他的知识结构里有种神异的东西在。我们这代人已经习惯在单一维度中审视对象世界，这一切在他那里是看不到的。他早年以鲁迅为师，起点很高，后留学德国，思想大开，尼采气弥漫，对西方哲学开始有了深入领悟。抗战胜利后，又赴印度从事研究工作，一待就是三十余年，其间所译介的著作涉及的知识图谱甚多。徐梵澄往来古今，问道四野，道前人所未道之语，言他人难言之思，可以说是填补了国人知识的空白，在学界可谓独立高处的人物。

徐梵澄

徐梵澄去世后，学界对他的兴趣渐浓，但系统描述的著作并不多见。这主要是因为内中牵连的话题偏冷，德文、英文、梵文、希腊文的元素甚多，与通行的教育有很大的距离。而他与现代以来知识界的关系，说清楚也并不容易。前些年读到孙波的《徐梵澄传》，就感到是知音者之言，从中获益匪浅。据说国内曾经召开过关于徐梵澄的研讨会，想必有不少新的发现吧。近日又读到张巍卓的这本《启明：徐梵澄的精神之路》，很是兴奋，可说是我久久期待的一本书，对于我这样的外行而言，解决了许多疑难，过去一些模糊的地带，由于作者的叙述，渐渐清晰起来。了解徐氏的思想，这本书提供的线索和知识谱系，都是难得的。

我与张巍卓有过几次简单的交流，被他的一些观念所吸引。他的专业在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许多主题我都不太了解，印象里他是一个学术感受力良好的学者。读他的学术著作，觉得他在文本里沉潜得很深，不是于先验的理念去谈论思想，而是从前人著述和自我生命体味里，思考如何面对中外遗产的话题。他对有诗人气质的学者颇感兴趣，每每在文本中寻出呼应的片段。这一本书经由徐梵澄的文本，梳理了现代学术史重要的一隅，有比较，善鉴赏，多追问，文史的界限消失了，于丰富而博雅的古典学世界，寻觅出对今人有价值的学理；行于古径，又返于当下，从一个人的世界，看古代经典对今人的意义；与一般浮于表层的学术扫描不同，所思所写，针对性和现实性都流露在笔端，那些沉睡在书斋里的许多知识与思想，都在他温婉的笔触里活了起来。

三十多年前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时候，我才渐渐对徐氏有所了解。博物馆的德文藏书条目是徐梵澄与冯至帮忙整理的，两个人都是鲁迅指导过的学生，身上带着一般学者少有的气质。徐梵澄在青年时代便显示出天赋，他走进尼采的世界，也是鲁迅所引领，在尼采著作的翻译中，打开了自己的精神之门。从他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可以发现，鲁迅不仅带来了尼采之风，文本背后的佛学元素也深深吸引了他。徐梵澄发现，鲁迅身上深染旧学里博雅的东西，佛学里的幽远之意，分散在辞章深处。而鲁迅的思想还远不止此。我们知道，他很早就意识到两希文明研究的重要性，在《文化偏至论》对于古希腊与古印度文化的一些描述中，深藏期待，希望有人对此能够有所涉猎，以此得到思想的贯通。这引起徐梵澄的兴趣。现在想来，他后来到德国和印度，或许想完成老师的未竟之业，就是说要走一条从“异学”到自我之学的路。五四后，知识界唯新是求，以进化论为参照，漠视了不少旧学。徐梵澄觉得，当下文化，其实是古文化延伸的结果，探讨问题，就不能不回到源头去，原因是“学术则无论新、旧，唯求其是”。这就接近于陈寅恪、冯友兰的某些理念，情怀也较之那些急功近利者更为高远。

徐梵澄翻译的《尼采自传》

但他又与陈寅恪、冯友兰有许多不同。看得出，徐梵澄受益于鲁迅那代人的新思想，审美方面又多有先锋性，表现主义的光泽也是有的。奇怪的是，他又没有完全去走鲁迅的路，其思想在域外与本土间流转，温故多于趋新，如玄奘那样走在印度的土地上，亲历与亲见中，见证了不同文明交汇的可能。张巍卓对于徐氏的行迹和思想轨道的考察，有许多会心之处，所言“创文明会通之学”，包含了一种重构古今之学和中外之思的愿景。与季羡林、金克木的学问不同，徐梵澄的精神维度显得更为丰富。因为翻译过尼采著作，又常年在印度浸泡在古学中，他总还是在以亲历的世界主义的眼光看待所处环境，不仅仅了解唯识学、韦檀多学，希腊苏格拉底思想、德国近代哲学，也交织在思想深处。这期间，他对中国的儒学、道家精神，亦多体察和思考，结合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哲学和五四思想，将各类知识和仁爱精神协

调在一个精神图景里，其态煌煌然壮矣。

很长一段时间，印度文化在中国是被窄化了的存在，玄奘之后，人们对于这个邻国的文化生态知之甚简。徐梵澄为何在战后去印度从事学术研究，张巍卓的解释是，大约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从其言行作品见证了印度古学在现代重生后勃发的生命力”。泰戈尔给古老的国度带来了现代性的思想，是“被现代”的过程的思想史个案。他很好地运用了古今的学说，在消化了域外文明有意味的遗产中，给落后的古国带来新的思想之光。徐梵澄的出行，欲寻得经验，是显而易见的。那时候他的学术追求，是寻源的思考，并非以对立的眼光审视各国文明。他内心以为，中印虽然隔着山山水水，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不同语言缝隙里看同样的日出日落，思想的表达会更有弹性吧。

徐梵澄思想的形成，多半来自对域外经典的翻译。他所译介的《薄伽梵歌》《五十奥义书》《伊莎书》《由谁书》等，都刺激了自己思想的生长。这些经典作品，国人知之甚少，他将其内在的韵味转化到汉语的世界里。印度的古典书籍，或在神思方面推出高见，或在词语方面颠覆世俗的思维。这些文献在许多方面有启人心智之处，“唯异所知者，又超所未知”，其中的追问意识，推动了思的运转。凝视徐梵澄的翻译活动，张巍卓叹道：“对吾人来说，问的行动即朝向这种超上知识的路标，若通达，则入大梵境界，成就自我及其生活的彻底转化。就此而言，《由谁书》的发问，乃吾人在《伊莎书》的遍在澄明之光的照拂下，独立寻求宇宙人生真谛的起点”。在徐梵澄的译作里，类似的寓意随处可见。

这些远去的经典看似古物，但阐释者却带入许多异域的视角，连印度人自己也在诠释里借鉴了古希腊和近代德国的思想资源。徐梵澄所欣赏的阿罗频多就不是以母语解释母语，而是从其他国度的哲人思维里，寻找阐释的参照。这就多少带有人类主义的特点。不同文明中相近的体验，都可以在词语的深处看到。这也给徐梵澄带来了一种自信。他其实意识到，我国先秦以来思想者的文本，与古印度的交汇处常可以看到。在孔子、鲁迅、阿罗频多、泰戈尔那里，回响着古国远在的灵魂的余音，而每个时代的思想者，与自己的时代都处于对话的状态，他们或者是革命者，或者是古典文化的整理者。也由此，他对于鲁迅的思想，是极为佩服的。

深浸于域外古典文献时，徐梵澄在惊讶与内省中，飘出许多哲思。从《希腊古典重温》《〈薄伽梵歌〉南印度版译者序》等文，都能看出他认知方式的变化。警惕将远古的曾鲜活的遗存概念化，重新激活那些有益的部分，是作者的期待，目的在于由学或思智所建立的人生观或宇宙观。不同地域的人，在面对自然与社会时，遇见相近的问题，在精神层面，思考的话题的起点都各自存在原创性，至少在本体论层面颇多闪光。这给徐梵澄很大的刺激。在译介《薄伽梵歌》时，反观中国的儒道释之意，倒会看到先前看不到的风景。对比起来看这些遗产，会通内在的要义，在他看来，对于改变华夏学术生态不无意义。而他的文化思想，也就在这种溶解中呈现出新的亮度。

古印度经典中涉及的许多话题，与中国先贤的思想对比起来，是很有意味的。中国先贤的灵思，有的潜在于著述中，许多未能进入形而上的冥想里，但经由徐梵澄的解析，其实获得了一种明晰性。许多相似的思想之光，一旦捕捉到，会发现人类内心息息相关的意识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比如，徐梵澄就认为，韦檀多“合于儒，应乎释，而通乎道”。具体说来，“梵我合一”合于儒家天道，《薄伽梵歌》“无我所”“无我慢”，与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接近，《奥义书》的大梵思想同老庄的道论似乎更加亲近。张巍卓发现，徐梵澄以印度精神哲学反观魏晋玄学、宋明心学和现代新儒家，“创造性地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精神哲学格局”。

在这个对比、勾连过程中，徐梵澄也获得了重审宋明理学的机会，他对这些被五四知识人批判的遗存做了另类的解释。过去受过西学教育的人对于宋明理学多是排斥的，因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抑制了国人的创造力。不过，徐梵澄则发现，晚清以后人们对于理学的态度有些简单，倘细细分析其内在的结构，也不无哲学的价值。对此，张巍卓写道：

然而徐梵澄关于义理相通甚至相同的判断，并不局限于所谓“轴心文明”的历史见解之内，而是将尼采基于生命之利益考量的历史观同阿罗频多倡导的心理学的历史哲学发扬到极致。因而不同文明间在精神实质上的相通，突破了流俗的经验时间或时代的限制，辟出了跨越性甚至循环性对话的空间。比如在徐氏看来，印度韦檀多学就内容论，适于同义理精深完备的宋明儒学做比较，但其时代大致靠前。在这些例子之上，从追求精神真理的义度来说，徐梵澄指出，“学术则无论新、旧，唯求其是”。这个“是”乃精神真理，如中国人讲的“道”，如印度韦檀多学讲的包括宇宙万有的“此”（tat），如西方哲学言说的“存在”（Being）。

五四之后，知识界对于古今思想，多在单值价值判断里。自由主义在对抗儒家遗产，新儒家很少容纳苏格拉底、尼采的思想，而个性主义提倡者，有时候与远古的哲学显得颇为隔膜。这带来不少认知的悖论，马一浮、冯友兰对此都有所批评。徐梵澄则避免了诸多狭隘之思，力图在异质的词语中焊接思想之图，将互不相容的遗存变为一体的存在，以此扩大感知空间。在《唯识菁华》前言里，他说：“我们应当时时效仿两面神亚努斯（Janus），在向前看的同时，也要向后看：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促进我们的进步。”那结果是，世界主义之音得以传播，古典学显出自身的亮度。这改变了以往的知识谱系，对于新思想的培植起到了暗中助力的作用。

新文化的建设者，多来不及在多维的时空里建造新的哲学殿堂，思想被现实牵动，纯然的静观则少之又少。只要了解百年学术史的人，都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许多新式学人多为今日之学，讨论文化的路在哪里，新儒家则回到过去，沉于心灵之学，与现实略有一些距离。徐梵澄经由鲁迅和尼采，洞穿现实，悲悯之思漫卷。后因古代印度与古代希腊之学，重新发现了故国文明，于是在会通与重建中，指示出未来之学。这既不同于激进主义者，也与新儒家颇有区别。他置身于时代，又超越于时代。张巍卓从纷繁多样的文本中，梳理出徐氏知识谱系和思想经纬，这对于学术转向和思想更迭，不无益处。或许对于青年一代的治学者而言，沿着此径，可以走到更为开阔的地方。

可以发现，徐梵澄所体现的思想具有一种庄重感和敬慕感。他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但文化里是带有一种神性的。而这神性，恰是他最为看重的部分。马一浮认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在于“敬”，即从外求而回到内心。他说“近人为学，重在分析名相，不知反求本源，只见分殊而不见理一，见别异而不见和同，故多为偏曲之见”。这种看法，徐梵澄也是有的。徐氏在1973 年为《玄理参同》写的序文中就强调“精神哲学属于内学，内学首重证悟”。不过，他在强调“证悟”时，视野要比马一浮开阔，讨论这类问题，有多重的参照在。马一浮有时陷入自我证明的旧路，而徐氏则以彼证此，以吾解他。所谓“义理之互证”，即在于此。而他对于孔子、老子的解释，也与一些新儒家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更像一个超然于故土又深得故土之意的陌生的故乡人。说他是改写了治学路径的人，也是对的。

我自己很喜欢徐梵澄的文字，觉得他是对述学文体的变迁有所贡献的人。他受到鲁迅翻译实践和写作实践的影响，在先秦语言和梵文、德文间，寻找到了新的表达空间，所写的文字，有古老的遗风在，又暗含着诸多外来意象的陌生化辞章。徐氏对于晚清学人与诗家的文体颇为留意，能够得其所长，避其所短。章太炎、黄侃的语态，王湘绮、陈散原之诗句，悉入眼中，择其善而用之。而在他眼里，对于母语有重大贡献者，惟鲁迅一人耳。他谈论鲁迅的文章，看到内在起承转合处，也由文体变化中，体味出深处的哲学意象。鲁迅翻译尼采的文字，是颇为奇异的，他认为内中有《庄子》《列子》的语义在。我们看徐氏自己翻译的《薄伽梵歌》，在方法论上得益于鲁迅的观念，寻到了另一对应的辞章。可以说，鲁迅的暗功夫，乃是启示徐氏思想的酵母。近代文人的书写，多在俗学之中，文字之平庸，也是思想之平庸。徐梵澄描述鲁迅的过程，其实也注释了他的思想本色。这些总结起来，都耐人寻味。

孙波先生说，徐梵澄的不凡之处是，“他造就了一种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思维风格，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一条新的哲学工作的方向”。这是对的。我一直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并喜欢徐梵澄的思想与文字。张巍卓的书便是明证。青年的学者们，知识结构好于我们这代人，文化的使命感跳跃在字里行间。我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一直在想，五四之后，学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注意到自由主义、左翼文化、新儒学，但很少关注徐梵澄这类无法归类的人。真的思想者有时却是不能以简单的概念勾勒的，这正如中国的儒学，其实颇为复杂，徐梵澄深知于此：“精神是超乎宇宙为至上为不可思议又在宇宙内为最基本而可证会的一存在。”走进他的世界，所得所感，一定是很多、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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