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波：“驭民五术”是噱头，“刑和赏”才是《商君书》的核心

发布时间：2026-09-18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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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用‘驭民五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来总结《商君书》，是一个很不精准的概念，但它反而特别流行——因为真正认真读过《商君书》的人其实很少，‘驭民五术’这个概念又很容易让人接受，方便讨论，也很有噱头。”这是秦汉史学者、《细读商君书》作者戴波9月16日做客搜狐文化直播间时的发言。

今年6月，以严万里校本为底本、旁征秦律等出土文献，对《商君书》二十多篇逐字逐句译讲的《细读商君书》出版。“《商君书》里确实讲到了很多‘愚民、弱民’的思想，但‘贫民’并不是其核心理念。”戴波认为，《商君书》是一种“驭民之术”，但驭民不是“五术”，而是“驭民两术”——刑和赏。

戴波一再强调，要把《商君书》和真正的秦国历史区分开来：“秦朝当时的老百姓可能已经觉得生活很艰苦了，但如果他拿到《商君书》看一看，会觉得《商君书》设想的世界更加严苛，他会庆幸自己没有活在《商君书》所设计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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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对话内容：

《商君书》构建“理想国”：利出“农战”一孔

搜狐文化：本书前言篇名叫《〈商君书〉、理想国度与“法家”》。全书二十几篇，是否构建了一个理想国度？

戴波：确实。《商君书》之所以被汉朝人认为是商鞅所写，是因为这些文章的理念，跟商鞅的治国之术有相通之处。这二十几篇虽出自不同作者，却有共同的理念——他们描绘了一个自己所设想的“理想国度”。

第一个设想，叫利出一孔：所有获得利益的渠道只有一个，对应到秦国历史，就是农战——唯一的晋升渠道是农耕和战争，做商人、做技艺职工等其他渠道基本都被打压。第二个设想，是所有人都没有私欲，一心为公家贡献。第三个，是推行重刑主义，轻罪也判重刑，目的是“以刑去刑”：先用重刑让人不敢触碰法律，最终实现人人不犯罪。这个设想跟人性有违背，只能说是一种理想化设计。

搜狐文化：要实现利出一孔，最重要的抓手是什么？

戴波：抓手是刑和赏。赏很简单，你乖乖种地，种得好有赏赐；刑呢，达不到地租指标就要罚你。战争方面，秦国采用军功爵：砍的敌人首级多就能晋升爵位，达不到目标、甚至没保护好将军，就可能被处以刑罚。

搜狐文化：那普通人如果种地、打仗都不想做怎么办？

戴波：这只是一种理想化设计，真正落实起来很难。官方会关闭一些其他行业的口子，比如《垦令》里提到的“废逆旅”——关闭民间旅社，断掉商人的生计，也断掉百姓外出投靠豪门的可能，逼人回去种地。但秦国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废逆旅，甚至奖励过巴寡妇清这样成功的商人典型，说明商业在社会里始终有它的作用。

真实情况是：秦国百姓若不种地，仍可经商、做工，但政策上确有打压——商人不能入仕为官，户籍等级也比农民低，甚至够不上军功爵最低一级“公士”。在秦国社会，商人、司寇、隶臣妾、佣工、赘婿都是低于农民的身份群体，能当一个耕农，在身份上反而是一种提升。

“秦士戚而民苦”：秦律绝大部分条文针对官吏

搜狐文化：当时秦国地广人稀，有找人来种地的动机——《徕民》讲招揽移民，您说没时间读这本书的话最好只读这一篇，为什么？

戴波：《商君书》里的文章不一定都对应秦国，但《徕民》最明显是真实敬献给秦国国君的策论，八成以上可以确定是写给秦昭襄王的。《徕民》有其他各篇没有的鲜明独特之处。

它里面有句话我在书里特别强调——“秦士戚而民苦”：秦国官吏和百姓都过得非常苦。这句话之所以有力，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对秦国的批评，绝大部分来自汉朝以后，站在汉朝批评秦朝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正确”，（真实性）要打折扣。而《徕民》是说给秦国国君本人听的策论，作者若说假话，君主凭什么当真？所以这句话至少比汉朝文献真实十倍以上。

出土秦律也印证了这一点，当时官吏同样要服一种叫“繇”的徭役。秦律里绝大部分条文其实是针对官吏而非百姓的“公务员处罚条例”，考核不达标动辄罚一两千钱——相当于不少人一年收入，交不起就得靠“居赀”义务劳动抵债。迁陵县的官吏名册显示，一百多个职位实际只有五十几人在位，一半人要么逃了，要么在外服徭役。连官吏都活得这么苦，底下的百姓，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搜狐文化：官员主要的KPI是什么？

戴波：各种工作。至于具体考核，比如粮仓保管不善——发霉了、被雨水浸泡了，要罚；养的牛马瘦了、牛马今年生的小牛小马数量不达标，也要罚；县与县年终互评最后一名，同样要罚——几乎逃不掉罚钱的命运。所以秦国新占的关东地区，根本没人愿意去当官吏，只能拿犯过错的官吏顶替空缺。

搜狐文化：当官这么难，看来跟当时的严刑峻法有关系。《君臣》一篇讲君的意志和法的意志，这两种意志在《商君书》里是统一的，还是有相互制衡？

戴波：有张力。《商君书》最核心的理念是“法”，但它讲的“以法育民”是依法操控臣民，而非今天理解的依法治国。法的意志其实源于君主的意志：君主意志先形成、再化身法律，理论上一旦成法，君主就不能再违背它，法律意志应高于君主意志。但现实中没有任何有效制度能约束君主违法——两千多年来君主始终是最不受损害的那个人，带头破坏法律的往往是君主自己，一旦守法反而被史官大书特书。

我在书里写过一句话：思想不能屈服，个体就要吃苦。对君主缺乏有效监督，就必然催生像汉武帝酷吏杜周那种人，他就是很典型的“皇帝说什么，我就照着他的意思去做，法律对我来说其实是次要的，我最主要的是看汉武帝的意思是什么样子。”

“驭民五术”有噱头，但用它总结《商君书》很不精准

搜狐文化：古时候讲的“法”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有法，有术，还有势，这三者区别是什么？

戴波：学界惯常把法家分为法、术、势三派，商鞅代表法、韩非代表术、申不害代表势，但这个分类其实并不严谨。“法家”这个概念本身是汉朝人回溯出来的，先秦时商鞅、申不害、韩非都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家”。

法，是通过法条治民；术，是帝王操纵臣属的权谋；势，则近似“势能”——皇位本身就是最大的优势，是居高临下操纵臣子的资本。三者并非完全并列，往往结合运用：《商君书》基本谈法，很少涉及术、势；到了《韩非子》，讲权臣斗争、防止篡权的“术”就多了很多。

搜狐文化：现在网上流行“驭民五术”之说，这个说法是对于《商君书》的准确概括吗？

戴波：从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前，从没有学者用“驭民五术”概括《商君书》，认真读过这本书，是总结不出这个说法的。它是当代个别学者提出的，之所以流行，是因为真正读过原著的人很少，这个说法方便讨论、也有噱头。

愚民、弱民这两点没有问题，《商君书》确实反复讲到。但“贫民”不是它的核心理念——它真正要实现的是靠刑和赏贯彻农战、利出一孔。如果百姓永远处在贫困、看不到希望，又何必为你卖命？《史记·商君列传》就提到，贡献粮食布帛达到一定数量可以“复”（免除徭役），这是一种赏，能让人由贫致富；但打仗不力，刑罚也能让人瞬间从富跌回贫。它是用刑和赏，让你在贫富、贵贱之间被反复操纵，而不是让你永远停在贫的一端。所以准确的概括应是“驭民两术”——刑和赏。

搜狐文化：有人视《商君书》为“治国良方”，也有人说它是“衰世圣经”，哪个看法更准确？

戴波：我认为首先要把《商君书》和真实的秦国历史分开：它终究是一种理想化设计，写文章时可以忽略现实的种种掣肘，把理想写得完美，落到实操必然要打折扣。比如“壹山泽”主张把山川湖泊统一管起来，不让百姓染指，但睡虎地秦简显示，秦国真正的做法只是禁止在万物生长的二月打猎伐木，这与《商君书》的设想相差甚远。

所以我在书里写道：秦朝百姓觉得日子已经很苦了，但若真读到《商君书》，会庆幸自己没有活在它设计的那个更严苛的世界里——哪怕商鞅本人看到，恐怕也会觉得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