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夜读

发布时间：2026-09-26 07:32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是生活的微哲学 #生活知识# #生活哲学# #日常哲学#

《藤野先生》是几代中国读者都熟悉的名篇。从弃医从文到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关怀，文中的许多故事早已为人熟知，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文章中的一句话：“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

为了中国与为了学术，究竟何者是“小”，何者是“大”？这不仅关系到如何理解藤野先生，也关系到如何理解鲁迅一生在国家使命与艺术尊严之间的选择。

在《重读鲁迅》中，许子东由这句话切入，追问鲁迅一生如何看待国家与学术、救亡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本文来源：《重读鲁迅》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许子东

鲁迅为什么一直记得藤野先生

《朝花夕拾》中，有不少美文，我最喜欢的是《父亲的病》和《藤野先生》。在写实层面上，前者讲中医如何误人，从此学习西医救国；后者讲学医也无法救国，所以要弃医从文。但在象征层面上，前者是告别国学，因为他们救病无方；后者是西洋科技，它们同样救不了中国。

《藤野先生》这篇文章，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不仅对我们重读鲁迅的一生是关键，而且当我们回顾“五四”百年，这同样是一个核心课题。

《藤野先生》先写东京上野樱花灿烂，“清国留学生”太多（这个情况百年后照旧）。鲁迅于是到仙台学医，据说是第一个去仙台学医的中国人。有一种说法是鲁迅当时为了避开其他的中国留学生才选择去仙台。不知是否确切。鲁迅也承认，他到了仙台，是“物以稀为贵”。当地华人少，所以学校不收学费，还兼管食宿。

1903年，鲁迅与留日同学在东京合影，后排右一为鲁迅。

之后他便看见很多陌生的先生，听到很多新鲜的讲义，“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藤野先生，日本福井县人，1896年从爱知县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留校任教；1901年，转到仙台医专做讲师，三年后升教授；后来回乡自己开诊所。鲁迅逝世以后，他还写过一篇文章——《谨忆周树人君》。

藤野严九郎在仙台医专任教时的照片

藤野的课，最初是讲解剖学在日本的历史，据说参考书中还有一些中译本，鲁迅说，“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有一天藤野把鲁迅叫去，要看他上课做的笔记、抄的讲义。两三天后藤野将笔记还给他，上面有很多红笔改动、添加的痕迹。鲁迅说他当时不太用功，体会不了老师的一片苦心，事后回忆起当然有些后悔。

总之，藤野对鲁迅很关心，对中国文化里的一些事情，比方说女人裹脚、怎么敬重鬼神等等，很感兴趣。不料，同级的日本学生，看到鲁迅的讲义里边有藤野先生的改动，就写匿名信，指控藤野先生是泄题作弊。鲁迅把此事告知藤野先生和一些较熟悉的朋友，后来流言是消灭了，但是鲁迅感受到的屈辱是可以想象的。

鲁迅从小时候卖首饰、拿药、离乡出走，忍受一系列屈辱的过程，成为他人生的推动力，这一次也不例外。后来还有《中国小说史略》被人怀疑为抄袭日本人著作等。其实，也许并不是鲁迅这一生有特别多被人冤枉的经历，而是鲁迅对这类事情的感受特别强烈，特别刻骨铭心。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详细地列出了鲁迅在仙台的成绩单，藤野教的解剖是59.3分，真地比其他学科，比方说生理、德语、化学、组织、伦理、物理等等都低一点儿。鲁迅的总分排名是142人当中的第68名，他成绩最好的一门课是伦理课，83分。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鲁迅这时甚至和郁达夫有点儿像，将个人的委屈，马上与国家命运相联系。也许这是当时中国人留日的特别现象。当然，郁达夫是因为日本女生不理他。鲁迅是因为被人怀疑作弊。这大概是鲁迅后来一直忘不了藤野先生的一个原因。

接下去在文章里，鲁迅讲述了一遍著名的课堂看幻灯片的事情。日俄战争期间有华人替俄国做侦探被日本人枪毙，旁边很多华人麻木地观看。不过鲁迅给这个故事加了一个细节，就是课堂上的日本学生一边看一边喊“万岁！”“万岁！”这种欢呼，可能平时都有，但在鲁迅听来却特别刺耳。接下来就是《呐喊》前言里讲过的弃医从文的转折。

当鲁迅把他不学医的决定告诉藤野先生时，“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鲁迅又对藤野先生讲了几句安慰的话，比方说想去学生物学等等，藤野只送了一张照片给鲁迅。但后来他们没有再通信，鲁迅觉得自己状况无聊，没有什么可以汇报的。从藤野先生的角度看，这个学生是一去再无消息。他后来知道这个半途而废的学生成为中国最有名的作家。

一句话里的价值次序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这一句“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触及了我们重读鲁迅以及重读现代文学史的关键课题。

小时候读到这个地方，我总觉得藤野先生把次序弄反了。我当时觉得应该是“小而言之，是为学术；大而言之，是为国家”。我想这位日本学者糊涂，他对中国学生的希望，竟是学术比国家更重要。鲁迅对藤野先生的学问跟人生态度都十分欣赏敬重，甚至认为是他老师当中最为感谢的一位。鲁迅对藤野先生希望他“小而言之，是为国家；大而言之，是为学术”，没有表示异议。甚至可不可以说，这也是当时甚至后来鲁迅自己的价值观？鲁迅终其一生，是“小而言之，是为国家；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呢，还是反过来“小而言之，是为学术；大而言之，是为国家”呢？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绝对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很多时候，或者说大部分时候，鲁迅写文章既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学术（艺术），两者基本统一，方向一致。他的小说描写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药》的花环与艺术的距离

当然，既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救国，貌似也就不必以“小而言之、大而言之”来做分别。但是，总有一些时候，两者是有差异、有矛盾的。比如在《摩罗诗力说》中，不涉功利的文学观与维系民族精神的使命感就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回到《〈呐喊〉自序》，再看那个著名的《药》的结尾，鲁迅说：

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就是说，按照小说中的故事逻辑，瑜儿的坟上应该不会有这么一个纪念花环的。烈士为大众奋斗牺牲了，除非革命成功，否则的话，很少有人敢于纪念他。这个花环，这个光明的尾巴是作者勉强加上去的。为什么？

一是为了政治形势的需要，听从“五四”的将令；二是不愿让自己内心的寂寞打破青年人的好梦。但鲁迅承认：因为有这么两个因素的考虑，加了这个花环以后，小说就和艺术拉开了距离。也就是说，为了启蒙救国这样的民族国家的使命需要，他部分地牺牲了艺术与学术的尊严和纯洁。

所以，回到《藤野先生》的最后一段，“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评论《药》的这个结尾。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封面，藏于山东东营黄河文化馆。

第一种说法，鲁迅在这里，恰恰就是“小而言之，是为艺术；大而言之，是为国家”。他听从将令，为了青年的好梦，隐藏自心的苦闷。这正是鲁迅伟大的地方，所以他首先是思想家、革命家，然后才是文学家，或者说他从事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的思想和社会革命，就是为了改造国民性。

第二种看法，《药》的这个结尾，是为了救亡效果而牺牲了艺术使命，至少是部分牺牲。因此人们认为鲁迅，包括他的同时代作家，不应该“小而言之，是为文学；大而言之，是为国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称赞鲁迅：“在他的最佳小说中，他只探病而不诊治，这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的极高崇敬，使他只把赤裸裸的现实表达出来而不掺杂己见。”

但在另外一篇文章《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里，夏志清将鲁迅为救国责任而损伤艺术使命的情况，扩展成“五四”一代作家的普遍困境：“现代的中国作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托尔斯泰和托马斯·曼那样，热切地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但他们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画中国政治、道德方面的黑暗面。表面看来，他们同样注视人生，视角却大不相同。现代西方文学，基本上是探讨现代人的处境；但是中国作家偏于旧病复发，批判传统，表现没有自主的世界，揭发社会流弊、人性弱点。与西方文学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缺少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前后相接的传统；这些作家都把注意力放在社会上，因为他们感觉社会太不合理，太不公平。他们反映的只是中国的处境，而不是现代人的处境。”

夏志清原文是“Obsession With China”，后来刘绍铭他们把它翻译成“感时忧国”，大大地帮助了夏志清的观点在中国内地得到认可。其实Obsession是有点儿批评的意思的，就是“为国家痴迷”。当然，夏志清的批评也是仅供参考，他这种直接把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相比的评论方法，多少有点儿简单化了。

还有第三种说法。鲁迅之所以给小说一个光明的尾巴，加上一个花环，是因为鲁迅心中是和藤野先生一样的，他其实在骨子里相信，应该“小而言之，是为国家；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因为学术、艺术联系着全人类、人性。

所以他反复强调花环只是听从将令，而不是他的艺术本能；花环只是照顾青年的梦，而不是他《野草》中自己的内心。所以在心底里、在骨子里，鲁迅确实对小说艺术有极高尊重，救亡、启蒙、论战、左倾等等，归根结底是在“小而言之”的范围内，否则为什么他在《呐喊》的《自序》中要特别强调他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呢？

当然，还有第四种看法：鲁迅对小说艺术有极高尊重，他对救国也有极高责任感。他一生就在“小而言之”与“大而言之”的矛盾当中挣扎。在他去世以后，这个“艰难的选择”（赵园语）又留给了无数鲁迅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