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轻的表达方式抵达最重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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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皮囊》走入大众视野，到《命运》叩问无常，再以《草民(四则)》为故土里平凡众生立传，作家蔡崇达用十余年时间完成“金色故乡三部曲”的书写。这一次，他凭三部曲的终章《草民(四则)》获得第九届花城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闽南是他的精神原乡，广州是他深耕创作的福地，作为花城文学院首批签约作家，他和《花城》因创作紧密相连，在烟火日常里观照众生。

在蔡崇达领奖之后，南都与他深度对话，他谈及故乡、影视改编、湾区书写与当下的文学生态。在蔡崇达笔下，回望故土，终究是为了在流变的时代里，寻找到生命扎根的力量。

结缘花城:多元尺度之下的文学认可　　

南都:得知《草民(四则)》获得第九届花城文学奖，你第一时间是什么感受?在你心里，花城文学奖代表着怎样的文学标尺?

蔡崇达:我还记得初中时已接触到《花城》杂志，从装帧设计到刊发的小说，它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先锋、个性鲜明，审美水准很高。很多重要作品都是在《花城》首发，在我心里，它一直是一本有先锋性、有质感、审美独到的文学刊物。

同时，在国内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里，《花城》也是南方最具代表性的一本，有着独属于南方的气质。为此，收到获奖通知时，我非常激动。花城文学奖有它独特的评判标尺，看重先锋性、创新性、敏锐度以及这份南方底色，对我而言，这份奖项意义很重。

南都:2023年3月你成为花城文学院首批签约作家，《草民》最早也在《花城》刊发。能不能聊聊你与《花城》的渊源?为什么选择《花城》发表自己的作品?

蔡崇达:我被归入“新南方写作”的写作者，曾长期在广州生活、工作，广州算是我的第二故乡，所以我和《花城》天然有一种亲近感。成为花城文学院签约作家之后，我们往来更多，我常常到《花城》这边交流，有创作构思、想法也会经常和主编、编辑沟通。

当初筹备《草民》时，编辑全程了解我的创作进度，深度参与其中。这本书六成左右的内容率先在《花城》刊登，它也是《草民》首选的刊发阵地。从萌生创作想法，到持续沟通打磨，花城编辑会把他们的阅读感受、思考反馈给我，帮我校准文本。对我来说，把《草民》交给《花城》发表，是顺其自然、理所当然的选择。《花城》是南方写作非常重要的阵地，我也希望在这里呈现我写作上的思考与探索。

南都:很多读者是通过《皮囊》和《命运》认识你的，《草民》写的是一群不起眼的普通人。对你而言，这份奖项，是对你哪一种写作方向的认可?

蔡崇达:《草民》出版两年多，面世第一年，它的开卷数据就稳居文学图书前三名。其中刊发在《花城》的《曹操背观音去了》，直到现在，还经常有人转发相关解读给我。

在我看来，《花城》一直秉持百花齐放的标准，包容多样的创作路径。回看往届获奖作品，能看到奖项一直在关注不同风格、不同命题的文学探索。《皮囊》偏向向内的自我剖析，《命运》聚焦人与无常的相处，而我每一部作品想要探讨的命题都不一样。花城认可《草民》，并不是单纯认可某一个写作主题，而是看重:在自己想要探讨的命题里，这份写作有没有抵达足够好、足够动人的表达标准。　　

根脉入镜:三部曲启动影视化　　

南都:从《皮囊》到《命运》再到《草民》，十年“金色故乡三部曲”走到收官。回首这一路，你对故乡的理解发生了哪些变化?

蔡崇达:写《皮囊》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不自觉、近乎本能的状态，是我第一次向故乡求助。那时候的我处在“告别家乡，又抵达不了远方”的悬空之中，内心飘摇，所以转身回望来处，借故乡安放自己。

到写《命运》，我看见时代的动荡无常，明白故乡是根，人要紧紧和来处相连，才能扛住命运里的风雨。等到写《草民》，我慢慢懂得: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而是彼此交织、互相托举的人，我们互为彼此的故乡。三部曲走下来，我从向故乡寻求安顿，到看见故乡里千千万万平凡生命，理解人与人根系相连的本质。

南都:《皮囊》此前已有《浪浪人生》的影视转化经验，今年10月，“金色故乡三部曲”正式启动影视化。作为原作者，你在项目里的定位是把关人，还是深度参与剧本创作?你希望影像版本，能为这些故乡故事带来文字之外的哪些东西?

蔡崇达:本次“金色故乡三部曲”影视化，落地的是《命运》电视剧、《命运》电影以及《草民》电影三个项目。其中，《命运》电视剧由上海兴格文化、腾讯视频联合出品制作，编剧是曾创作《欢乐颂》《山花烂漫时》的资深编剧，团队非常专业成熟。为打磨创作细节、统一创作基调，我们前后召开了数十次专项推进会，反复推敲剧本、人物与叙事节奏。

《命运》电影则由李少红导演执导。作为国内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导演，李少红导演对女性命运、时代个体的韧性与困境，有着非常深刻、独到的体察。而《命运》整部作品的核心，正是以阿太、阿太婆婆等一代代闽南女性为主角，书写普通人对抗无常、扎根生活的生命力量。李少红导演曾多次专程来我的家乡，常常和我深聊创作至凌晨一两点，我们一次次推翻、重构、打磨创作思路。她对剧中核心人物的理解精准又动人，让我非常触动，也让我对这部电影充满期待。

对于《命运》的影视改编，我目前的定位是深度沟通、全程把关。具体落地拍摄、主创执行都由专业出品团队主导，我充分尊重主创的创作体系，全程保持高频、细致的交流配合，共同守住作品的精神底色与故事内核。

而对于《草民》的电影改编，我正在考虑更大程度、更深维度地参与核心创作。大家一直希望《草民》的影视化，能最大程度贴近原作的创作初心，建议我深度介入，从剧本创作到影片呈现，全程对细节把关。

因此，我希望借《草民》这次机会，呈现我心中原汁原味的故乡质感。我一直对影视创作心怀敬畏，此前大多是以配合者身份参与，从未真正执掌核心创作。所以，我也在持续学习、积累，慢慢摸索最合适的参与尺度，力求交出贴合原作初心的影像作品。

对我而言，这三部作品的影视化，绝不只是单纯把我的故乡故事搬上银(荧)幕。我的故乡是闽南小镇，但藏在故事里的漂泊、扎根、坚守、寻根，是所有人共同的生命命题。我希望透过影像，让观众透过我的故乡，看见自己的来处、自己的根，从普通人的烟火命运里，汲取安顿内心、对抗无常的力量。

南都:听到李少红导演的名字让人觉得很期待啊，你们的合作有没什么火花碰撞?

蔡崇达:我和李少红导演敲定合作《命运》电影，缘分就始于广州。当时中国影协、中国作协在这里联合举办文学影视对话活动，我和李少红导演都是活动嘉宾。此前我们虽有联络，却一直未曾碰面。借着这次广州相聚，我们找了一家地道糖水铺，整整畅聊一个下午，越聊越投契，彼此都非常笃定，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好这次创作。

真正深入相处后我发觉，优秀的创作者，底色都是赤诚、纯粹的，甚至带着一份天真的孩子气。我们第一次见面便一见如故，第二次见面更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褪去所有外界标签，只剩创作者最本真的交流。后来，导演团队来我的家乡勘景、打磨剧本，我也会亲自下厨做饭招待，相处之间早已生出家人般的亲近与温暖。我始终相信，纯粹真诚的交流，会不断相互滋养、彼此激发，这也是好作品诞生的根基。　　

笔墨向新:湾区与流量时代的文学坚守　　　

南都:你曾说过广州是你的福地，你还成立了蔡崇达工作室，策划推出《大湾》等作品，现在进展如何?

蔡崇达:很多人知道广州是我的福地，我也在这里成立工作室、深耕湾区创作，此前筹备的《大湾》如今一直在打磨升级，并有了全新书名与创作架构。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我特意在广州定居半年，深入走访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的普通人，和无数扎根湾区的奋斗者深度交流，真切触摸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状态与内心世界。采风结束后，我曾动笔写下近十万字初稿，但最终全部推翻重构。我始终心怀敬畏，不敢仓促落笔。广州这座城市，几十年来承载了两三亿人次奔赴而来，无数人在这里追梦、扎根、生活，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这些千万异乡人的奋斗故事、生长轨迹，热烈又厚重，值得被认真记录、好好书写。

我自己也是这片土地的奔赴者、参与者，因此更加珍视这次创作。目前我已经重新搭建好完整叙事结构，开启全新的创作进程。整个打磨过程漫长且不易，但我希望最终呈现的作品，能够忠实记录大湾区数十年的烟火变迁，书写所有奔赴于此、用力生活、野蛮生长的普通人，为这片土地上无数奋斗者，留下最真诚的生命注脚。

南都:你怎么看待当下新媒体环境里的文学创作?

蔡崇达:我觉得，这100多年来，文学创作一直在发生剧烈的演变。而近十年新媒体的发展，带来的变化是创作权下放。到了今天的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创作、人人都面向所有人表达，内容迎来极大丰富。海量内容源源不断产生，这当然有它的价值，但也凸显出新的问题:大众更容易接触到短、快、强刺激的内容。强刺激的内容占据视野，不代表人心只需要这些，大家内心其实依然渴望触及更深层的生命命题。

当下人心迫切需要支撑、理解与安放，我们比以往更需要能够叩击内心、抵达深层命题的表达。我认为这个时代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用最轻的表达方式，去抵达最重、最深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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